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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子是墨家学派的最高领袖，被视为学问、人品皆超于众人的圣人，也叫“钜子”
。
因为思想信仰的缘故，墨家团体内部下级对上级———主要是指一般生徒对学派领袖———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据记载，墨子生前曾有一百八十个最忠诚的信徒，每个人都可以为了墨子的号召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
这个时候，巨子的名称虽然大概还没有开始运用，但学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确立起来了。
墨子逝世以后，接任其领袖地位的巨子们延续了墨子时代形成的对学派内部人员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
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据《吕氏春秋·上德》记载，战国中期时，孟胜是墨家当时的巨子，和楚国阳城君亲善，并受阳城君委托替他守卫国都。
后来阳城君因为参与了一桩反对吴起的阴谋而被楚王追究，匆忙逃走，他的封国面临被收回的命运。
孟胜这时并没有收到阳城君守城的命令，自己的力量也不能禁止楚王收回封地的行动，但为了不失信于阳城君，同时也是为了行墨家之义，决定亲率弟子一百八十三人从容赴死。
死前，他派了两位弟子传巨子之位给宋国的田襄子。
当这两位使者完成孟胜的命令后，便要立刻回到楚国，与孟胜同死。
田襄子以新巨子的身份试图阻止，但两人没有听从田的要求，还是返回楚国自杀了。
从道义上讲，这两个人显然是重情有义的烈士;但在纪律性、组织性严格的墨家内部，他们被视为不服从巨子命令的不良子弟。
这说明，巨子的权威性在后期墨家时代甚至比墨家之义本身还要重要。
由于巨子的这种地位，墨家团体内部的一切事务均由巨子决定和负责。
不管是弟子的出仕，抑或是辞职，巨子都有很大的节制权力。
而且，因为墨家学派组成人员的下层性，没有儒家、法家等学派那样的上层物质支持，而他们又经常从事扶危救急的社会活动，所以团体内的成员似乎在经济上实行“多财分贫”
的政策，出仕的弟子要向巨子交纳一定的钱财，以供团体之需要。
比如，墨子推荐一个叫耕柱的弟子到楚国做官，后来有墨子其他的学生到楚国拜访耕柱，但并没有受到太好的招待，大家回来后抱怨说，耕柱在楚做官对我们没一点好处。
墨子安慰大家说，等等看吧。
后来耕柱给墨子送来了十金，墨子就说:我果然没说错吧。
由此可见，在墨家内部经济上相互照顾、相互帮助是弟子的一项义务;巨子负责向外推荐学生，而做官者应该拿出自己的部分俸禄回报团体。
另外，虽然墨家领袖在团体内有比较大的权威，但他也同样必须严格遵循墨家教义的各种要求。
秦惠王的时候，墨家的一个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考虑到腹仅此一子，准备网开一面。
腹谢绝道:我们墨家的法令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大王您虽然赦免了他，我却不能不实行墨家的法规。
于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那时，腹已年纪很大，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墨家内部纪律的严厉性，由此可见。
由于墨家思想本身的人民性，以及其学派的组织性，墨家在战国影响之大、学生之多，诸子中只有儒家还能差强一比。
《吕氏春秋》中称墨家是“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到了汉代以后，因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从上层政治着眼的儒家学说赢得了统治者的欣赏，成为当时独尊的思想学说，其余诸子学说皆受压制或罢黜。
站在民间立场说话的墨家更在统治者压制之列，墨家学说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备受冷落和歧视。
因此，墨家虽然在战国时代曾经风起云涌、享誉一时，但学派活动保存下来的材料极其有限。
因而，墨子弟子及墨学传授情况的保存，远不能和儒家相提并论。
墨学传授与发展的情况，据目前所仅存的材料记载，大体情况如下:在弟子方面，“墨子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三人，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杂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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