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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诗而言，新诗革命的成功，并不就是旧诗的死亡这一事实已为人所共知。
尽管当年那些血气方刚的叛逆者有这样的期待，但事实远非如此。
令人吃惊的还不是旧诗至今仍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后来者的目光，而是不少当年立志要打倒旧诗的人，到了**退潮以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向自己的对立物表示和解。
谢冕：《论新诗潮》，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5）。
2.90年代的诗歌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无主流、无典范诗歌，它最大的意义不是产生了多少具有社会一致公论、众望所归的诗人和诗作，而是在被迫承受的边缘处境中开始了诗歌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检讨。
这种检讨，直接面对的虽然是80年代的诗歌问题，但更深刻的意义却在动摇了新诗运动中诗歌观念的狭隘性。
尽管在评价上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但批评界普遍认为90年代的中国诗歌呈现出一种“个人化”
的倾向。
在语言的版图内，如果“个人化”
指的是彻底的自我关注，同时又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我关注为前提，是否成为可能？这是一个无法在理论上彻底探讨的问题。
换句话说，90年代中国诗歌的“个人化”
是语境性的，非常驳杂，既有历史的相对性又有时代的具体性，既是当代诗歌运动某种合情合理的结果，又是一种矛盾重重的探索。
一方面，它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主题的一部分。
在20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个人、自我曾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所谓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
但当时的这种“发见”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多是一种个性的发现，而不是个人权利价值的强调，诉求更多是弱小民族国家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和展望，以及个人与社会亲和与疏离关系的辩证。
社会存在中个人生活和精神风景，并没有真正支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
因此，在90年代把“个人化”
重新提上写作的议事日程，既有历史的承续性，又不能不同时带有历史主题的反省性。
另一方面，既然交织着历史的承续性与反省性，又处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市场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直接面对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
文化思潮，“个人化”
就不能不在经验与趣味、知识背景和想象方式上显出非常复杂的状况。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
不过是拒绝普遍性定义的写作实践，是相对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的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
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
和时代共同主题的疏离，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具体承担方式。
实际上，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个人化”
倾向，在文化与诗歌的意义上，也是“常谈”
（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更持久的生活与文化主题）与“中心”
的对话。
而人们对这种倾向的诸多不满与误解，也多半来自“中心”
价值的长期影响，尽管它经过了80年代的“反思”
，同时在90年代被置于经济橡皮擦的“擦拭”
之下，但其“中心”
仍然在继续其中心性的功能，仍然习惯性地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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