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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同时，这条情节线的不连贯部分，在艺术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些不连贯的虚空处，形成艺术上的“空白”
，而这“空白”
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使形象的直接性面貌模糊不定，从而在“空白”
处使人看到更多更深的东西。
诗的哲理性：夏衍并不让他的人物长久地沉入那种纷乱繁复的思绪中，他让这些严肃地对待人生执著地追求真理的人们，在痛苦地否定过去的同时，找到新的精神基点，终于在沉思中奋起，精神开朗地踏上更高一级的人生阶梯。
这时，夏衍就把一个具体的偶然的人物、事件，提高到对于知识分子道路、乃至新民主主义历史步伐的整体认识的水平上，他也就把作品从抒情阶段，推向哲理认识的阶段，于是他的作品也就表现出诗的哲理性的审美特征。
王文英：《论夏衍戏剧艺术的创新》，载《文学评论》，1985（2）。
3.夏衍善于把普通的人物典型化，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加以提炼组成戏剧冲突。
《法西斯细菌》中的人物，在国统区是常见的，剧中好友间的争论，也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
作者善于从平凡生活琐事中，挖掘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内容。
他的剧作中的戏剧冲突，不外是人们关于抗战前途、政治与科学、人生的意义、做人的基本原则等等的争论；或是一些人的认识和已经变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或是恋爱婚姻方面的纠纷等。
大多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事件。
他却从这些看来是极平常的事物中深入发掘事物的本质，通过平凡的人物及习见的事件，表现了富有时代内容的主题，如：抗战中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民族存亡关头普通人肩负的使命，敌占区文艺工作者的职责等等，都提高到个人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上来描绘。
因此，他的作品格调高，不以巧合的情节哗众取宠，也不搞噱头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抒情与哲理结合得较好，发人深省，耐人寻味，非常真实自然，没有雕凿的痕迹。
钟德慧：《夏衍抗战剧浅析》，见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会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论文集》，131页，1984。
4.夏衍把五家住户的日常生活安排在整个社会背景之上，他的独特的艺术处理方法是，把五家住户的日常生活放在舞台表现的中心，放在明处，而把反动统治与人民斗争互相交织的本质冲突作为社会背景，放在日常生活现象的背后，也就是放在暗处。
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那背景所具有的制约和支配作用，从而把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本质有机地联系起来，整个剧本形成为互为表里的一明一暗的双层结构。
在这明暗结构的双层之间，形成一个戏剧潜流回旋的巨大空间，正是这流动的戏剧潜流，把社会现象与社会本质融合为一体，把促使人物行动的外界因素与内心根据融为一体。
因此，读者通过剧作，不但能看到人物活动的表面内容，而且能深入地感受到生活的内在意蕴，能透过人物关系及情感的细微变化，感觉到时代的动**和前进。
王文英：《夏衍戏剧创作论》，7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5.这（《芳草天涯》）是作者所写“第一个以恋爱为主题”
的戏，更正确一点说，是讨论婚姻问题的戏。
保持着作者特有的清新冲淡的风格，并且在技巧方面更加洗练，更加文学地动人。
作者运用这一平凡的戏剧素材的粘土，塑造出一个个出色的艺术品；那么冲淡，像一泓秋水，清可见底；那么隽永，耐人咀嚼，耐人回味。
不同于一般剧作家比他追求的不是所谓戏剧性的发掘，而是现实生活的再现，他所写的都是那么亲切，几乎可以扪捉得到，一种道地的契诃夫的味道。
他所要表达的人间斗争，往往是内在的，如同春波微漾，秋云舒卷，可以感觉，而不可以言传。
乐少文：《五个战时剧本》，见会林、陈坚等编：《夏衍研究资料》，174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6.在左翼剧作当中，夏衍是颇能谨守写实主义原则的人，他纵然也恪遵党的路线，在作品中贯彻政治要求，但是他较能照顾实际生活的土壤，尽量给剧中人以个性和血肉，包住政治的骨骼。
战前写的《上海屋檐下》是极好的典型。
夏衍在战时战后的创作进程，也和一般左翼作家相同，即抗战前半期，集中于抗日宣传，后半期则从事讽刺现实、揭露黑暗；内战时期则投入所谓反饥饿、反压迫的城市斗争。
《芳草天涯》可看做夏衍摆脱政治绳索，探求人生的尝试。
主题在写三角恋爱纠纷。
男主人公许乃长，因不满意其妻思想落后，而恋上了年轻有朝气的孟小云，这引起了妻子的剧烈痛苦，遂使他和孟小云抑制了爱情。
遭此刺激孟小云走向了抗日工作的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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