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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跻身中国现代文坛的，小说不仅是老舍开启新文学创作的文体支点，更负载了其广泛而深切的文化思考。
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是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主体性思考的核心命题，也是支撑老舍小说“生动性”
之趣而不俗的理性力量。
老舍既以西方文化为学习的客体和有益的参照，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愚昧保守、封闭落后，同时又警惕西方物质文明的泛滥和腐化，批判本土对西方文化的皮相接受以及新文化的变质，这是老舍进行文化批判所呈现出的“双向性”
，其背后维系着作家显在的新文化自觉与潜在的传统观念之间相互牵制、趋于平衡的心理状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域外跨文化体验开启了老舍反思传统文化、探寻文化新质的新视阈。
西方现代文化崇尚科学知识、重视公共生活、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成为老舍批判传统文化的愚昧保守、自私狭隘、封闭落后的有力武器。
虎妞、小媳妇（《柳家大院》）、王家媳孙（《抱孙》）的死，皆以血的惨案向封建礼教、迷信和恶俗发起控诉。
《二马》中，老舍比照中西文化，突显老马的“出窝儿老”
和“官迷”
形象，以此揭示传统文化的迟暮庸腐对中国人精神气质的负面影响。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陈野求、祁瑞丰、冠太太等人，在国难中各自表现出程度不等的自私性。
传统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模式，形成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庭本位思维和亲缘伦理观念，而对家庭与亲缘关系之外的人和事漠不关心，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缺乏集体意识和民族国家观念，老舍将这一国民劣性纳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中。
京旗文化中的“穷讲究”
、好逸恶劳、爱面子等习性，也是老舍的批判对象。
另一方面，老舍珍视传统德性文化，对温厚、仁义、慈孝、气节等传统道德品格深表认同，并以此形成反观新文化的一面镜子。
面对现代中国“新”
气十足的社会现象，老舍以传统道德观念作为衡量诸种新文化现象的价值尺度。
《赵子曰》批责青年学生对平等自由的滥用和误用，以及纯属暴力的“新武化主义”
学潮。
《猫城记》揭露“新制度与新学识到了我们这里便立刻长了白毛，像雨天的东西发霉”
。
《牺牲》嘲讽留洋派习得的西洋文化，不过是流于物质享乐主义和男女情爱的庸俗哲学。
老舍的批判眼界超越传统文化领域，在新文化声浪中亦“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
[7]。
接应着文化批判的“双向性”
，老舍对未来理想文化的建设构想，在于探索一条东西方文化复合的集约化道路。
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乃是学习其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重视对国民的知识教育，使其真正有效地投入社会改革事业；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保留其优质成分并融入现代品格的塑造中去，发扬传统文化的德性力量，以疗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并在其中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沈从文（1902—1988）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现代性文化思潮反思过程中重估区域文化价值和对人性美的礼赞；二是有意展开对于汉文化的批判同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内在品质的认同；三是牧歌式审美风格的追求和小说散文两种文体的融合试验。
他的小说基本上是关于“城市”
或“乡村”
的叙事——乡村叙事源于早年湘西生活的经验累积，并在入城以后不断滋长的怀乡情绪中获得叙事动力。
城市叙事取自成年以后寓居城市的生存体察，是在对乡村世界的深切认同中建立叙述的精神支点。
两种叙事由此形成了彼此参照、相互解释的密切关系。
沈从文似乎很难理解城市，形诸小说中的城市笔墨，满含着对城市生存方式的厌恶，对城市人性扭曲、病态和堕落的曝光与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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