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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节表现为收入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两个制度：一个是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即以累进的所得税将过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下来；另一个是包括收入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将所征收的高收入者的收入税用于增加公共产品投资和保障低收入者的应有收入水平，从而从公共产品消费和收入上保障低收入者应有的生活水平。
这种对初次分配的结果所进行有效调节的再分配过程，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以公平原则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公平。
但是这里所讲的公平，不同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所讲的公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就是指按要素贡献分配，因而越坚持效率原则，越强调效率，越能保证收益与贡献相对称，就是越公平。
而这里讲的公平，实际上就是指调节收入差距过大，因而越能将收入差距保持在应有的范围内，就越公平。
由此可见，实际上是收入差距过大与公平相对立，而不是效率原则与公平相对立，我们不能将有损公平的帽子硬戴在效率原则的头上，而应该从收入差距过大的角度来讨论公平问题。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在再分配过程中，对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的人，也就是纳税多的人，恰恰就是初次分配过程中最有效率的人，因而高效率者，也是对社会公平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我们不应该批评他们，而应该尊重和感谢他们。
从这点上讲，效率不仅仅没有危及公平，而且还在为公平作贡献。
不过，再分配过程并不标志着社会收入分配过程的完结，社会收入分配过程还有一个环节，这就是第三次分配过程，也就是以道义原则对收入分配过程所进行的调节，具体表现为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
那些收入高的企业和个人，虽然在再分配过程中已经纳税，但是还有较多的财富，这些企业和个人从自我价值实现的角度出发，还愿意将自己的财富以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的方式给予社会，用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救助社会的弱势群体，如用于助学捐赠、救灾捐赠等。
第三次收入分配过程并不具有强制性，而是财富拥有者自觉自愿的行为。
在这里，能对社会给以捐赠的财富拥有者，往往都是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效率高的人，因为效率高而拥有了更多财富，他们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社会，因而第三次收入分配过程是以初次分配过程的效率原则为基础和前提的。
如果没有初次分配过程坚持效率原则，那些效率高的人就不可能有较多的财富，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向社会捐赠财富，所以效率原则并没有损害公平，而恰恰是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由此可见，初次分配过程越坚持效率原则，就越能促进第三次分配过程的形成，就越能通过道义形式而调节收入差距过大，从而实现公平原则。
在这里，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相统一的，根本谈不到效率损害公平原则的问题。
从上述对于社会收入分配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分析来看，效率原则并不与公平原则对立，而是与之内在统一的，因而效率并没有损害公平。
实际上，与公平原则相对立的，是收入差距过大，而不是效率原则。
不能将收入差距过大简单地与效率原则划等号，更不能认为效率危及了公平。
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不是由效率原则所造成的，而是我们对收入差距过大调节不力所造成的，我们应该完善再分配过程和第三次分配过程，将收入差距调节到应有的范围内，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危及社会公平。
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并不是要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强调所谓公平的问题，而是要继续坚持效率原则，把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任务交给再分配过程和第三次分配过程。
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着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企业利润增长较快，而劳动者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忽视公平原则的问题，而是没有很好地坚持效率原则的结果。
因为在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贡献与其收益已经脱节，劳动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
贡献与收益不对称，就是没有坚持好按要素贡献分配收益的原则，没有坚持好效率原则。
因此，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并不是要关注所谓的公平的问题，而是要坚持效率原则，按要素贡献分配。
如前所述，在初次收入分配过程中，坚持效率原则，就是最大的公平。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按要素贡献分配有体制保障，也就是坚持效率原则有体制保障，例如在劳动与资本的各自的贡献与收益相对称的问题上，有工会与雇主协会在体制上的相互制衡，这种机制保障了劳动与资本的各自的贡献与收益的相对称性，实现了按要素贡献分配，即实现了按效率分配。
一般来说，当资本的收益有了较大增长的时候，劳动的收益也就会随之增长，资本的收益与劳动的收益是互相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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