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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没有承认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
再比如，我们在收入差别的标准上，也存在一些没有达成共识的地方。
本来我们改革的起点就是收入差别，没有收入差别没有活力，所以我们的结果也有差别，但是具体到结果上差别有多大，人们并没有共识。
这个是有道理的，当时小平同志提出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对效率的强调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达到现在这个比较高的水平以后，没有共识的问题就出来了，到底中国的收入差距保持在什么样一个水平，是最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呢？这就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正确认识收入差别，不能因为收入差别的扩大，就一味地否定利益群体格局的合理性，甚至否定改革。
正确的对待方式，应该是反对和打击由垄断和腐败所带来的收入差距，认可由天赋和机会带来的收入差距，而且要从意识形态上承认它。
总之，承认收入差距是在我国“共同富裕”
路径上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同时也要承认，实现共同富裕后，也会存在收入差距，否则就是倒退回平均主义。
现在我们感觉到，和谐社会的第一条就是共识，没有共识就谈不到和谐。
而所谓的共识，主要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共识。
我们过去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共识，主要就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共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一部分群体感受到了阵痛和压力，主要是由利益群体格局的变动带来的，对此我们不能过激地去看待和处理，用意识形态的大棒去一棒子打死，而应当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承认现有的利益群体格局，避免出现社会的动**。
只有坚持这个意识形态上承认的原则，才有可能保持改革的稳步推进，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2.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法律上的承认
前面谈到意识形态上承认的原则，但我们应当看到，对于现有利益群体格局，光有意识形态的承认还不够，还要落实到法律层面。
对某个利益群体在意识形态上的承认，仅仅是给予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等手段，给予它相应的法律地位。
因此，我们也必须注重法律上承认的原则，这样才是对意识形态上承认原则的补充和固化。
现在比较突出的是对非公经济的法律承认问题，虽然党和社会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已经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法律层面的承认还相对比较落后，非公经济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仲裁上更多地被歧视。
比如贪污罪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是属于触犯刑律，可以以刑法惩处，最高刑罚可以处死刑，而发生在民营企业则属于民事纠纷，属民法范围，一般只以侵犯财产罪论处；还有“征地难”
的现象，现行《土地法》只明确了国有、集体企业可以征地，对非公经济的，则没有相关的条款，很多地方政府只能采取“特批”
的办法，解决少数大型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的土地需求，对于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则很难满足他们的土地需求。
因为这些法律层面的缺失，给非公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待遇，实际上造成了法律上的不承认。
在未来对这些法律的修订和新法律的制定中，必须消除对非公经济的歧视，还非公经济以国民待遇，才符合法律上承认的原则。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财产的承认问题。
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但财产不等同于利益，从财产权上来讲，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的权利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公平对待的。
事实上，财产权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各国宪法都把财产权利作为其宪政的基石之一。
但是在我国的传统上，由于“革命”
思维的影响，经常会侵害个人和群体的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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