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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汉初鉴于诸吕之乱的教训，皇后们的政治影响力甚为有限，而且窦太后因眼疾失明，在客观上也必然为其活动带来明显的不便。
她在汉初政治中开始发挥作用，那还是文帝去世之后，即公元前157年之后。
此时距汉王朝的建立已有半个世纪之久。
在汉初诸功臣将相中，对黄老的尊奉也相当晚。
高祖刘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7]这些第一代权臣们似乎尚无暇眷顾什么黄学与老学。
如果不是牵强附会的话，我们应当承认，汉初位至将相而又尊奉黄老的仅有曹参、陈平二人。
而且，他们尊奉黄老的这一动向又和汉初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并非完全出于内心的真诚爱好与信仰。
曹、陈二人都是刘邦的重要谋士或重要将领。
在其军事活动的早期，似乎更倾心于纵横权谋之术，而与什么黄老无缘。
正如陈平所说的那样：“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
[8]至于“革命”
成功之后，他们确曾转而倾心于某种颓废思想，似乎有那么一点接近后世所理解的黄老的倾向，但其深意可能如司马光所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
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之也。
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
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
夫功名之际，人臣之难处。
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
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物外，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9]功勋如韩信、萧何、张良者在“革命”
成功之后尚不能自保，其他功臣的内心恐惧状态便可想而知了。
曹、陈等人玩世不恭的外在表现，无不曲折地反映了他们明哲保身的真实想法。
司马迁说：“及【韩】信已灭，而列侯成功，惟独参擅其名。
参为汉相国，清静及言合道。”
[10]又说：“及吕后时，事多故矣。
然【陈】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
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11]这多少透露出曹、陈政治选择的内心苦衷。
不过，也必须承认，曹、陈的黄老倾向虽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其休息无为的政策给汉初社会确实带来了出其不意的好处，特别是他们将这一政策带到中央向全国推广，因而在汉代学术史上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曹参继萧何为丞相，一遵萧何约束，就职伊始，“择郡国里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日夜饮醇酒。
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
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
[12]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曹参黄老无为而治。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到武帝即位的几十年间，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一度确曾是以“清静无为”
为主要特征的黄老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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