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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学说在汉代的出现、发展与被逐出历史舞台，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它对汉代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巨大影响。
所谓特殊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指这样两个方面：首先，黄老学说的出现与演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合乎统治者的需要，而且符合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
战国以来，诸国纷争，战争频仍，特别是秦始皇的统一战争，秦王朝的苛政、暴政，以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乱，给一般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不宁。
战争的最终受害者无疑是广大民众，但作为统治者，特别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新的统治者，他们也不愿意将混乱局面持续下去，而希望建立一种宁静的、有秩序的社会。
因此，西汉重建统一之后，不论是一般民众，还是统治者，他们在主观上都渴望赢得一个和平的内外部环境，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也便于统治阶级利用和平环境，调整社会结构，建立一种有序的社会。
在这种条件下，以“清静无为”
、“垂拱而治”
为主要特征的黄老学说登上历史舞台，便有呼之欲出的趋势。
从本质上说，黄老学说是一种时代性文化。
因为在先秦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
汉代人根据社会的需要，将两个根本不曾相属的黄帝、老子合而为一，构造成一种新的学说，即黄老之学。
其实，汉代人心目中的黄老之学，与黄帝、老子的思想见解相差甚远，只是有选择地保留了老子的“清静无为”
思想。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黄老之学与汉初社会对理论的需求极为吻合。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房，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13]清静无为的统治方略，无疑有益于社会安宁，社会的安宁又无疑有助于促进汉初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
[1]参见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庄子·天下篇》。
[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史记·乐毅列传》。
[5]《隋书·经籍志》称“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
云云，不足信。
因为《史记·懦林传》明说“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
而刑名与黄老似乎并不能等同。
[6]《汉书·外戚传·窦太后传》。
[7]《汉书·高帝纪》。
[8]《史记·陈丞相世家》。
[9]《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七年。
[10]《史记·曹丞相世家》。
[11]《史记·曹丞相世家》。
[12]《史记·曹丞相世家》。
[13]《史记·吕太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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