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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不远，这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在董仲舒看来，帝王本人贤能与否，只要不是太过分，都无关根本，关键在于能否得人，能否得时，得人得时则天下兴，万民乐。
“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
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
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这是非常时期，不具有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意义。
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意义，董仲舒认为是一贯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他说：“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
是时代条件使然，而不是本质有什么不同。
“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
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
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
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
俭非圣人之中制也。”
所谓“中制”
，就是合乎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
董仲舒强调，“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
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
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
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肌肤之效也。
至秦则不然。
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
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
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
看来，所谓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就是以文德教训于天下，用原始儒家的概念来表达，就是孔子说的“导之以政，齐之刑，民免而无耻”
。
以德为主，德刑并用，使民众百官都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道德规范，那样，也就自然比较容易达到天下大治。
基于这种考虑，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将人才的培养作为为政的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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