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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人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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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兴教化、选人才、重考铨的建议引起了武帝的兴趣，于是，武帝接着又向董仲舒问了关于天人之应的问题。
武帝说：“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
……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天人之应，是两汉社会的普遍观念。
我们看到，汉武帝需要的仍然是董仲舒的哲学证立，由他来提出一套符合自己所问且完整而系统的理论。
应该说，董仲舒不仅相当明白汉武帝的心理，而且也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
因此，他在回答时说：“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者；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这种阐说，今日看来很难说有多少哲学气味，其牵强附会是相当明显的。
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神学氛围中，对自然的观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董仲舒以自然现象解释人类社会，虽有许多的牵强与说不通之处，但其目的无疑在于设法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哲学证立的使命。
纯哲学的证立虽不是董仲舒之长，也非其兴趣所在，而考诸古史，证之先贤之言，则是董仲舒的兴趣，他觉得这样更能准确地说明他的意思。
因此，他接着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
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
而往来相应，此亦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
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者老长幼之施。
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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