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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天的怀疑思潮与诸子们的人本倾向交相辉映，结织成春秋战国思想界璀璨夺目的思想画卷。
不过，物极必反。
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神学地位的下降，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固然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人定胜天”
的呐喊，犹如在漫漫长夜划出的一道闪电，从抽象思维的高度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辛、勤劳勇敢的英雄气概，有利于激励人们真正确立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然而，可悲的是，在科学尚不足以真正认识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条件下，荀子的这种思想在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显然难以得到科学的证明。
而且，在当时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与宗教犹如一个连体婴儿那样难分难舍，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刚刚诞生的初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运用简陋的天文观测手段，对于行星、恒星以及日食、月食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一书记载的37次日食，经过现代科学的证明，有33次是可靠的。
这些记录的数量之多和准确程度之高，都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
[16]不过，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这时的科学尚不是以真正理解天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规律，这些珍贵的记录虽然为后人研究古代天文学史提供了依据，但在观测者与记录者的本意，或许只不过是记录他们尚未能理解的“灾异”
现象，以使“乱臣贼子”
警醒而已。
而且，从荀子思想本身来分析，将天人之间本来客观存在着的联系绝对分开，片面地强调只要人们“强本而节用”
，“备养而动时”
，就可以做到“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
。
[17]彻底否认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干预，显然是主观浪漫主义的幻想，其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这种倾向起源于周人对天的怀疑与不信任，而由荀子集其大成。
由此，这一时期，姑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分析阶段。
形而上学的分析不能代替对天人关系的科学认识，天人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一直**着思想家们进行艰难的探索。
荀子的“人定胜天”
的命题拨开了天人关系上的神学迷雾，是对综合阶段的一次革命，是天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
但是，荀子的命题既缺少自然科学的依据，也很少能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得到验证。
在当时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下，人们时常看到的不是“人定胜天”
，不是天人之间毫无关系，恰恰相反，而是人类的活动每每受制于天，大自然不可更移的客观规律每时每刻都在干预着人类的生活。
因此，思维的野马必然酝酿着一场新的否定，这就是以邹衍为代表的天人理论的新综合倾向。
一般认为，邹衍思想的主旨为阴阳五行学说。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阴阳五生学说在中国是起源甚早的两家学说，这两个系统各自独立发展，邹衍虽试图将这两种学说合流，以期借此说明天人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
然而，邹衍的努力并未能建立起阴阳五生学说的严密体系，准确地说，阴阳与五行学说虽在邹衍的思想结构里同时存在，但二者并未有机地融汇在一起。
这种情况不仅可以从现存的一些邹衍思想资料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曾在实践中运用邹衍学说的秦王朝政治生活中找到根据，“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能”
。
[18]这里虽然运用了五德终始说，但并未能使之与阴阳学说相结合，更不要说建构起完整而周密的理论体系了。
事实上，由于邹衍的学说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而不能通”
其义，[19]影响甚微；又由于邹衍的学说“其语闳大不经，必经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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