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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在汉代以前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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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原本是一部普通平常的历史书，它之所以被儒家学者与《诗》、《书》、《礼》、《乐》、《易》等合在一起被尊为所谓“经”
，那还是后来的事。
《春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格外地特殊，它与其他儒家经典的排名顺序在不同的学派那里也是不相同的。
一般的顺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对于这个顺序，现代著名学者周予同认为是今文经学家的安排，而古文经学家的次序则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1]然而不论怎样排列，我们不难注意到，《春秋》总是最后一名。
这显然是不公允的。
这个不公允的排列，是本然的历史事实，还是某些人的主观意向？要辨明这些自然是相当复杂的。
在儒家学说发展史上，《春秋》虽被讥为不堪卒读的“断烂朝报”
，历代学者确也不经心地将之系于儒家经典之末。
[2]然而，从中国统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春秋》学说在儒家学说即中国统治思想中委实占有弥足重要的地位。
孔子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3]而且，他自信后人判定他的历史功过，惟在于这部《春秋》，他不无感慨而言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4]不管这些话孔老夫子是否真的说过，但从儒家的思想历史发展线索中，人们明显地看到《春秋》学说的影响是那么巨大而又深远。
西汉中叶的所谓儒术独尊，从其内涵来说，并不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学等儒家学说整体的独尊，而只是《春秋》学或确切地说是《春秋公羊》学得道。
当然，不可否认，汉代的《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派别林立，代有传人，但由于它们体系的封闭性、思想的狭隘性、学说的具体性，使它们不可能上升为具有经邦治国、提纲挈领作用的统治学说。
三百篇可以作谏书，但那只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某些清醒之士面对不断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而耍弄的聪明术；《易》学中的阴阳卦气、《书》学中的洪范五行，曾一度为汉代皇权的建立及政治专制主义一体化提供宗教神学上的依据，但在处理具体而又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些学说又不免显得抽象、教条而不切实际；《礼》学、《乐》学也只能在部分领域有助于维系汉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而不能从整体上作为汉代社会更何况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
而《春秋》及其《春秋公羊》学则不然。
《春秋》虽是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零乱地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共242年之间的部分史事。
如果不借助于《春秋》三传及其他相关材料，很难说《春秋》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然而，《春秋》的幸运恰巧正在这里。
孔子作《春秋》为汉立法的说法在汉代广为流传，[5]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尊奉《春秋》，无论多么复杂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再加上自胡毋生、董仲舒开始有意识地以《春秋》学为中心，竭力吸收包括阴阳五行乃至法家的耕战、墨家的兼爱等等在内的所谓合理因素，使原本简单而零乱的一部史书成为体大而思精的统治学著作。
不是吗？“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
[6]甚至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春秋》以治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
[7]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春秋》学说在儒家学说史即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至少秦汉之后两千余年的所谓统治思想，就其实质而言，不外乎以《春秋》为本，吸收《易》之卦气、《书》之洪范五行、《诗》之五际六情以及儒学之外的其他学说的所谓部分“合理内核”
而构成一个富有弹性的庞大思想体系。
“所谓天人之应，消复之术，阴阳五行之变，皆当时经国之要道，儒林之秘典也。”
[8]何止汉代，整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史所体现、所阐发的不都正是这些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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