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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得很。
时至经学早已成为“僵尸”
的今日，我们并没有一部即或令人极不满意的《春秋学说史》或者《儒学发展史》。
零碎的研究虽然自秦汉以来从未间断，但那不是借《春秋》“微言大义”
以阐发自己的学说，就是局限于史料考证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9]从这个命题出发，我们可以说，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及那个时代的一般思潮。
因而，科学而又系统地研究《春秋》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历史学研究中的空白，有助于理解汉代思想与社会，有助于研究董仲舒，而且对于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形式等一系列重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不无帮助。
要写一部科学的《春秋学说史》，当然应该立足于可信而又扎实的材料基础上。
在这方面，前人、时贤的搜集、整理和甄别的成果无疑可资借鉴。
不过，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这是因为，《春秋》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同整个儒家学说乃至其他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等等之间都有一种密切的内在联系。
举例来说。
汉代以《春秋》学为焦点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传统的解释视之为学派、门户之见或利禄之争。
这种观点，很难判定为错误，但它仅仅抓住了事物的表象而且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
汉代《春秋》学的变迁，是遵循着一条由《公羊》学到《谷梁》学又到《左传》学最后到《春秋》诸家学合流的不断升华过程。
它一方面是汉代统治思想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及其制约作用。
这些外在的条件，简单地说有如下诸端：第一，汉代《春秋》诸家学的迭起与汉代政治生活的变动密切相关，连续不断的社会危机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统治学说以取代旧的学说，《春秋公羊》学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糅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诸如大一统、正名分、别尊卑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它适应了当时建立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解决文、景以来诸侯尾大不掉、危及中央政权以及调整和稳定社会秩序显然具有实际作用。
于是乎，《春秋公羊》学登上统治学说的宝座。
但是，好景不长。
武帝去世以后，大将军霍光秉政，昭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
。
[10]霍光先是夺印未遂，继以宫廷政变杀害了燕王旦、桑弘羊以及与霍光同为武帝“顾命大臣”
的左将军上官桀等人。
由此可见，这时的社会矛盾不论在宫廷上，还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都以伦理道德的命题概括复杂的政治生活。
不道德的社会产生了冠冕堂皇的道德箴言。
于是乎面对日益颓废的社会道德，以道德说教为己任的《谷梁》学者刘向除了编写《列女传》之类的道德教科书之外，也从《春秋谷梁传》中发掘道德戒律。
刘向曾向成帝建议，要想改变目前不道德的社会，“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
。
他确信，“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
再从《公羊》学本身来看，自董仲舒之后，《公羊》学渐渐地误入谶纬歧途，幻想用虚假的预言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那结果只能是：《谷梁》学取代《公羊》学。
在以后的汉代《春秋》学的变迁中，都体现了政治生活对思想学说的干预作用。
当然，也不必否认，《春秋》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非与政治的变动绝对同步进行。
第二，即使把汉代《春秋》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考察，它也决不是孤立的。
它的每一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当时学风、民风的变化趋势。
不难看出，从文风上说，由《公羊》到《谷梁》再到《左传》的嬗递过程正是一个由预言假设向实证的过渡。
这个过渡与汉代诗赋、汉代史学的变化实质上起着一个交互影响的作用。
第三，汉代《春秋》诸家学在统治思想地位上的升降与汉代文化的区域分布以及各个学派在中央政权中的势力变迁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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