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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这种形势下，古代贵族政治时期所确立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以礼乐为中心的官方学术也不能不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而有所改变。
甚至有人主张：“可以无学，无学不害。
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
[21]与官学衰败的情况相反，这时的私学教育特别发达。
像孔子所创立的私学，规模宏大，有专供教学活动的“堂”
，有学生居住的“内”
，弟子先后多达三千，登堂入室的高材生尚有七十二人。
墨子弟子三百，忠心耿耿能“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者也有一百八十人。
[22]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是，“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
[23]
官学的衰落，私学的繁荣，一方面促使完成由巫到儒的历史转变过程，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这个新知识阶层的形成又必然反过来刺激官学的进一步衰落和私学的进一步发达，从此，中国学术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24]
明了儒之起源与演化，便有可能理解《春秋》学的发生与发展。
《春秋》原本是周末鲁国史书旧名。
孟子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棒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25]《乘》、《棒杌》与《春秋》同是春秋时代各国记事之书，它是各国史官用竹简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而记载的备忘录。
杜预《春秋集解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
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当云‘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现存的《春秋》经文，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之间12公242年的史事。
它文简而旨博，全书仅一万六千余字。
它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既记载朝聘会盟、崩薨卒葬、伐战围攻、搜狩郊祀等政治事件，也记载星陨日蚀、地震山崩、霜雹雨旱、麋蜮蜚虫等自然灾异，是现存中国编年史也是世界编年史之祖。
祖之有祖。
那么要探讨这种“流水帐簿”
式[26]的编年史的源头，恐怕还要早得多，即使现存《春秋》其原本也有人怀疑未必始于鲁隐公。
顾炎武说：“《春秋》不始于隐公。
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27]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
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
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
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焉。
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
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不存也。”
[28]顾炎武的意见值得注意，他认为韩宣子所见《春秋》原本既然能“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
，那么它的记载必定起自殷周之际或至少起自伯禽之封于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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