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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奉天而法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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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尽管不太像样子，但它不能不表达一定的历史观念。
那么，《春秋》的历史观念是不断进步，还是日趋复古呢？历代学者对此存在着相反的意见。
在康有为等一些对现实充满着忧患意识的思想家看来，孔子是一位不满于现实状况的伟大的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不断进化的思想倾向。
为了增加这一理论的权威性，康有为声称这一见解主要来自西汉儒宗董仲舒的启迪。
然而，当我们考察董仲舒在这方面的见解时，我们吃惊地发现，康有为与董仲舒在这根本点上不啻有天壤之别。
董仲舒曾明确地指出：“《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1]换言之，在董仲舒看来，孔子虽然对现实不满，但他决不是要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对那些妄谈变革、革命的人，孔子总是以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冷嘲热讽，孔子的真实目的，依然是为了“法先王”
，追慕理想中的远古制度与文化。
孔子只有一个，解释多种多样。
还是让我们撇开康有为，看看董仲舒究竟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吧。
东方思维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建立在变动不居的“中国古典进化论”
的基础上，它认为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变动的过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日日新，月又新”
。
今日之天非昨日之天，明日之天非今日之天，但又涵育在今日之天之中。
这是农业社会特别是以小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社会状况的必然认识，农业社会的居民从生产需要出发，虽然无需高度精密的时间概念，但他们直观地感到包括天地在内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东方先民正是通过这种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的思维方式，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来观察，来把握。
那么，昨日之天与今日之天当然不同，今年之夏与去年之夏也必然有异。
不过，在东方先民看来，这些不同、这些差异又不是根本的，而是枝节的、渐变的。
因此，东方思维一开始就随自然界天象的变化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治一乱的无限循环的观念。
时间是永无止境的无限，历史也是一个无限的发展。
只是这种发展往往带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意味。
农业社会的感性经验赐给东方先民另一个朴素的直观认识，就是昨日之天往往比今日之天好，往古总比现在好。
基于直观经验的民族和个人，回忆总是美好的，痛苦的记忆总是难以留存。
谈起他们的过去，总是有一种如何阔绰的飘飘然的自我感觉，而当别人揭出他昔日的短处，即日他心里默认，表情上总会有一种不愿接受的感觉。
何况，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对人类社会来说确实是赐予每每小于损失，退步大于进步。
因为，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灵与肉的折磨，血与火的争斗，人类总要为进步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基于此，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视野，总是拿今日与昨日比较，现实与往古相衡，结论必然是过去总比现在好。
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的思维路数一样，董仲舒从“《春秋》变古则讥之”
的原则出发，提出“古之不可不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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