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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春秋》决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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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其特色无疑在于理论体系的精密构思，但由于董仲舒并不是超然于物外，而是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等现实问题，因此，尽管董仲舒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愿对现实政治进行直接议论，而貌似一种纯学理的研究，然而只要仔细分析他的那些学理，人们总是每每感到董仲舒那些几近玄虚而神秘的理论，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暗示，或者说，是希望从学理上干预现实政治。
因而，董仲舒的学说除理论的意义之外，只要放到西汉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也不难发现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然，董仲舒由于仕途坎坷，机缘巧合，不像公孙弘那样热衷于政治争斗，不过，他毕竟两度从政，凡相两国，如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只要条件许可，总是对政治表现出一往情深。
尽管他生前仕途不甚得意，然而他的子孙及弟子百数人皆以学而致高官，并在政治实践中着力运用和发挥董仲舒的学说。
至于董仲舒个人，以《春秋》决狱是突出的例证。
据相关史料记载，董仲舒著有《春秋决狱》十六篇，凡二百三十二事。
又有上疏章奏百二十三篇，皆以“说《春秋》事得失”
而谈论或影射现实政治。
他主张以《春秋》大义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和进行诉讼活动的法律依据，即“以义行法”
[1]，以为《春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不仅具有法学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法律条文的同等效力，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春秋》的原则可以高于法律条文之上。
在董仲舒的倡导以及公孙弘等人的推动下，有汉一代，以《春秋》决狱风行一时。
像有名的酷吏张汤，曾专门网罗儒生，精研《春秋》大义，以便在断狱时附会。
《春秋》每每被作为经典甚至法律条文来引用。
有时一句《春秋》语录，可以使无罪者祸及三族，又可使有罪者无罪释放，甚至重用升迁。
针对这种罪行擅断主义的倾向，章太炎曾愤慨地批评道：“汉世儒者，往往喜舍法律明文而援经诛心以为断。
如薛况使客杨明斫伤申咸，延尉直引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
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
其议当矣。
而御史中丞众等，以为《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
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
明及况皆弃市。
孔光、师丹为儒者宗，乃反是中丞议。
盖自仲舒以来，儒者皆为蚩尤矣。”
[2]以《春秋》决狱所带来的最大弊端统统归之于董仲舒，自然过分，也无助于真切明了董仲舒《春秋》决狱的真正价值。
当然，章太炎的说法也有一些道理，因为董仲舒确实主张以《春秋》的原则听狱判案，原其志，诛其心，不顾或极少顾及罪犯所造成的实际后果。
董仲舒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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