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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
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倾，奸轨不能弄，万物各得其冥，则百官劝职争进其功。”
[4]
主张赏罚得中，实际上就是主张任贤任能。
董仲舒认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除有“明君”
在上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专制君主是否能拥有一大批精明强干而又忠心耿耿的官吏。
他指出：“任贤臣者，国家兴也”
，“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
。
在贤与智、德与才的比较中，相对说来，董仲舒更重视智与才，他认为，在忠君的前提下，“智不足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
。
[5]因为在董仲舒看来，所谓君主专制（正如前述利玛窦的观察和黑格尔的分析），并不是寡头政治，而是一种集团政治。
事实上，在中国，所谓君主专制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历来盛行的则是贵族或军功贵族式集团统治。
这个集团的内部虽不是铁板一块，但也不能各自为政，而是在利益相对一致的前提下推举出君主作为政策发言人和执行官。
而政策的制定则来源类似于董仲舒们的智者阶层，因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理想职业便是为“王者师”
，以便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而更多的知识分子或称智者阶层，则经过一定的考铨方式而谋得某种职位，在某一个方面具体负责执行君主“签署”
的政策。
利玛窦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
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
。
[6]
考诸史实，我们发现利玛窦的观察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中国较早地建立健全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因而我们很少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君主的死亡而酿成大乱，因为君主的死亡并不影响国家机器的照常运行；我们也很少看到由于君主年幼乃至白痴而国不治，因为尽管君主年幼或白痴，仍有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贤臣能将在为之所用，在代表着君主治理国家。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与哲学思考，董仲舒当然格外注意这些贤臣能将的选拔与使用。
他强调：“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
天之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
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
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
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
是以建制之术，贵得贤而同心。”
[7]
得众贤而为我所用，决不意味着君主可以一人独裁，恰恰相反，董仲舒建议君主必须尽卑谦屈己以致贤，虚怀若谷以用贤。
他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
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
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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