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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关于道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思考兴趣不在于纯哲学的证立，而具有非常实在的现实内容。
从社会现实以及他的主张来看，说董仲舒的命题仅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恐怕更不合乎他的真实心迹。
董仲舒认为，汉承秦制，即在治国之道方面因袭了秦王朝的政治方略。
然而，数十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外部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因而，统治政策也应随之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更化、改制的现实依据。
当然，应该承认，董仲舒更化、改制的目标，并不是在现实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革命，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呼唤远古理想制度的复古。
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基于这样的困惑：“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无盗贼，图图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
董仲舒不禁怀疑，这难道是“有所失于古之道与？”
果如是，所谓改革、更化，逻辑的结论当然是尽可能全面恢复古代政治而已。
揆诸情理，我们觉得董仲舒正是这样思考的。
在他看来，更化也好，改制也罢，都不可能使“道”
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在他的意识中，“道”
是绝对真理，它的表现形式可以不同，但其质则一。
因此，所谓更化、改制，其实质只是使“道”
向其本体的复归。
在秦汉学者的历史理念中，三代政治是到那时为止的最理想的政治。
汉继大乱之后的改制、更化，其实质不外乎拨乱反正，使三代优良政治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和继续。
也正是基于这个意义，董仲舒才反复强调，“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
[3]实无需变，仅在于恢复而已。
总之，说到底，董仲舒承认变的必然性，然问题在于变的方向不是对现实的革命和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往古的复归。
在中国传统社会，改革的理论及实际运动不可谓不多，从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到王安石变法，从董仲舒改制到康有为改制，他们差不多总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除时代条件的制约外，也实在为我们留下了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社会改革、变法的理论虽然发达，但所有改革理论欲达到的理想模式并不是对美好未来的积极追求，而是期望通过往古政治在现实条件下的恢复与实现而完成改革现实弊端的目的。
这种两只眼睛“向后看”
的思维定势使这些改革理论家与实践家不是积极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埋首书本，企图从前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出解决今日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
这种思维定势的实际后果不是极其明显的吗？
董仲舒提出的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其主要依据仍然是他的神学政治理论。
他认为，王者受命于天，朝代的更迭与兴衰非人力所为而是天的意志，“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
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所改，是与继前王向王者无以别。
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
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
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
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之义尽如故，亦何改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
[4]套用张之洞“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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