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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说，董仲舒似乎有那么一点“古体今用”
的意思，作为“古体”
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之义尽如故，但作为“今用”
的正朔、服色及制度又不能不有所改变，否则不足以显示改朝换代的“天意”
。
在西汉一代，就改制而言，欲显示天的意志，就是要通过确立“法统”
以论证汉王朝建立的合理性在于“天受”
。
[5]董仲舒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凌曙注：仁当作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6]这就明确说明，所谓改制，仅在于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这样几个方面。
（1）改正朔
基于汉代的科学认识水平，董仲舒以为自然和人类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社会的运动与变化往往通过自然现象显现出来，而自然界的变化更是每每影响人类社会的活动。
董仲舒看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他不论怎样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制约作用，而事实上都必将排除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倾向。
当然，董仲舒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
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
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目的发生的。
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有意义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
[7]一句话，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虽然具有某种相当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
董仲舒提出的所谓改正朔，强调人类主体应该随着客观外界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某些策略，但在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夸大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和相似性。
在中国古代历法中，一年十二个月，其中有三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这三个月就是现在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和正月。
由于都可成为正月，因而有时又称之为“三正”
。
伪《古文尚书·甘誓篇》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注以为三正为子、丑、寅。
并称“子丑之建，唐虞以前当以有之。”
而朱舜水指出：“三正似非子丑寅之三正。
今谓唐虞之前当已有之，无所凭据。”
[8]所谓朔，就是指农历每月初一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由此可知，所谓改正朔，就是指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必须改变前一王朝所使用的正朔时间，从上述三个月中重新选取一个月作为岁首，从上述朔日三个计算方法中选择一个时刻作为朔日的起点。
然而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观点看，正朔时刻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含有复杂而又神秘的道理。
三正本来只限于历法的范围，它是为了解决置闰问题而提出的。
根据罗振玉的考证，“古时遇闰称闰月，不若后世之称闰几月，至商有十三月，则并无闰月之名”
。
[9]商代实行“太阴记月”
，一个朔望月约为二十九天半，一年十二个月，大小月相间，一年约有三百五十四天，这与一个太阳年（回归年，365.24天）相差十一到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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