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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并由此建构出以天子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模式。
对董仲舒的这一重要建议，公孙弘没有提出正面的反对意见，但从其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建议持有保留态度。
他第一次出使匈奴，没有按照武帝的意图办事；派他巡视西南夷，“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
；以“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
为由反对东置苍海，北筑朔方；并借机杀掉主张以“推恩”
政策削弱诸侯国实力，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主父偃。
“偃盛言朔方之地肥沃，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
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
’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18]此乃公孙弘与主父偃冲突的根本原因。
更有甚者，当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叛乱，企图分裂的关键时刻，“治党（羽）方急”
，而公孙弘竟然以“病甚”
为由提出辞职。
他虽说有“今诸侯有叛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
的话，但对诸侯王叛乱本身却没有一句谴责。
最有意思的是，他在辞呈中写道：“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
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
’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19]言下之意，似乎诸侯王叛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诸侯王，而在于中央政权不能自治而引起的。
在施政方针上，董仲舒主张以德教为主，辅以刑罚，“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
而公孙弘在这一点上与董仲舒区别更大，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儒术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品，而骨子里则是法家刑名那一套，他主张，“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
。
“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之，则民不犯禁矣。”
[20]显然主张以法为主，辅以德教。
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公孙弘与董仲舒之间的差异，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独尊之后的儒术，已非原始儒家的那一套主张，而是以儒法互补为其基本建构。
在董仲舒的政治结构中，天子是人间的至高无上者，天子的行事原则，一是依照天意，一是以“其身正，孰敢不正”
的道德楷模的感染力。
而公孙弘则认为，为人主者不可不重视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
术是什么呢？“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21]读了这些话，又怎能不使我们想起申、商、韩诸位法家大师呢？
公孙弘与董仲舒的冲突，不仅限于政治主张，而且体现在一些理论问题上。
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肥癃，而不可得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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