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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为景帝时的博士，二人均以治《公羊春秋》而知名于世。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
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
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
。
[8]如此说来，董仲舒与胡毋生似乎仅为同事关系，只是董仲舒比较敬重胡毋生而已。
“唯《公羊疏》以为子都为公羊寿弟子，仲舒为子都弟子。
其说不见于纯史，疑莫能质也。”
[9]要言之，董、胡二人不管是否有师生之谊，胡毋生对董仲舒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
公孙弘为胡毋生的弟子，史有明言。
“年四十乃学《春秋》杂说”
，[10]“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
[11]公孙弘从学胡毋生在胡年老退居于齐之后，而此前胡与董仲舒同业。
故可知公孙弘从学之时就应该已经知道董仲舒的情况了。
在某种意义上讲，公孙弘应该称董仲舒为师叔或师兄才是。
董仲舒与公孙弘同受胡毋生的影响，二人在学术上都应为胡毋生一系的《公羊春秋》学者。
然而由于二人性格及人生观方面的差异，他们二人在后来的经历中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就性格与人生观的差异而言，《史记》与《汉书》都认为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董仲舒以弘为从谀。
弘疾之，乃上言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
[12]“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
[13]很显然，公孙弘是出于嫉妒，才欲假他人之手加害于董仲舒。
这些记载或许不错，公孙弘的人格确实不足道，“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极其祸”
。
[14]在学术上，似乎也正如辕固生当面批评的那样，“曲学以阿世”
，[15]“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
[16]一切以现实需要为依归，并非正统儒学的那一套。
公孙弘人格上的卑劣，学术上的低能，都有可能促使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杀主父偃，徙董仲舒，都是相当明显的事实。
不过，如果仅仅从人格上来解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矛盾，过分地考虑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虽然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毕竟失于肤浅，只看到了问题的现象，而没有解释出他们二人思想冲突的实质意义。
公孙弘与董仲舒的冲突，当然不应排除上述利益原则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应是他们政治见解上的分歧。
我们知道，董仲舒在建元元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西汉王朝设计出一套相当完整的、严密的方针、政策，使西汉政权的统治方略由黄老政治向新儒家“德刑并用”
原则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汉社会的矛盾。
当时的社会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在诸侯王尾大不掉，统一帝国随时有分崩离析的可能性，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继续贾谊等前代儒家学者的思考，建议对诸侯国加以必要的限制，并引申发挥《春秋公羊》学中的大一统理论，宣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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