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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
此为鲁学士人进入中央政权之始。
武帝即位之初，鲁人在中央政权已占据相当的势力，如申公及其弟子王臧、赵绾，都可视为鲁学的代表。
只是在建元年间儒学与黄老之学的斗争中，臧、绾皆自杀，申公亦以疾免归，数年卒。
申公之后，齐“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
。
但真正能尽传申公《诗》、《春秋》之学者，亦唯瑕丘江公一人而已。
[5]
而齐学则不然。
当此时，齐学大师有辕固生、胡毋生。
董仲舒虽为赵人，但其所治《公羊春秋》，显然亦应视为齐学的传人。
而公孙弘受业于胡毋生，其学术倾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齐、鲁之学在建元元年以及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为推翻黄老之学确曾并肩战斗过，都曾为儒学独尊出过大力。
只是在建元元年窦太后的反击中，鲁学所受的损失未免太重。
因此一旦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之后，齐内部的齐鲁两派再瓜分成果，鲁学显然难于与齐学相抗衡。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
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
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6]不要说江公呐于口，即使他和董仲舒一样能言善辩，又怎能抵得过“丞相”
公孙弘的有意偏袒呢？
公孙弘对《公羊》齐学的偏袒虽然并没有最终压服鲁学《谷梁》，数年之后，鲁学又东山再起，与齐学再决雌雄。
但公孙弘这一做法在儒学发展史的意义，是牺牲儒学内部个别派别的利益，而换取儒学至尊地位的稳定性，从而避免了因儒学的内讧而损失他们几代人努力奋斗而获得的成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孙弘对儒学的中兴，其功劳仍是巨大的。
换言之，公孙弘与董仲舒都是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人物。
正是由于公孙弘在法律上为儒学提供了保障以及对董仲舒的偏袒，才使得董仲舒的儒术独尊理想得以实现，特别是使董仲舒一系的《春秋公羊》学至少暂时赢得了至尊的地位。
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有着一致或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他们二人之间也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矛盾。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武帝前期的内外政策，甚至对后来一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
董仲舒与公孙弘二人之间的早期关系，史阙有间，已不甚可考。
《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
班固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但把“以治《春秋》”
，改为“少治《春秋》”
。
至于董仲舒的师承系统，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说明，但细绎《史记》、《汉书》之《儒林列传》，也不难寻出董仲舒学术的传承系统。
依照经典的说法，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重要传承人为子夏，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公羊春秋》学，就是由子夏的弟子公羊高开始在公羊氏家族内部迭相传授，四传而至公羊寿，当西汉景帝时，由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生著于竹帛。
在这一系统之外，亦或在这一系统之中，“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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