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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讲，如果理事会群体以知识生产的高校为主，则社会教育的理论建构、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化程度都相对较高，较高的社会声望容易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作为后备力量。
教育行政人员的存在，是该事业赢得政府行政力的一种筹码，而其他著名的学术团体、知名出版社主要人物的在场，则是其社会影响存在和扩大的表征。
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生产知识的场所，教授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
理事会群体中的有代表性的高校教师，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
就理事来源来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居核心地位，这和该院作为主要发起人有直接关系，加上其为国内第一所专门社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毕业生多就职于社会教育界，它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益增大，3名常务理事中有2位出自该院，且俞庆棠兼任总干事，除表中现任职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理事及候补理事外，孟宪承、雷沛鸿、傅葆琛、李蒸、刘季洪、马宗荣等人均先后受聘就教于该院。
1939年举行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团体联合会时，时人给予中国社会教育社这样的评价：“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八年，会员分布各地，该社理事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
。
[29]揆之史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每次年会与会代表也最为集中，在社务活动及年会中，该院亦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社会教育作为国民政府用“行政力”
铺设的事业，与政府各级行政人员关系密切。
无论是日常事业推动，还是社教社学术团体的会务进展，都有数量不菲的政府行政人员参与其中。
尽管历届年会应邀出席的教育行政、政府部门的官员，在年会上亦发表重视社会教育的言论，或给予中国社教社经费补助及支持，[30]不少属于职务行为，但他们的参与，为社教社打造“政学两界”
平台提供了可能，而且，还为理事会群体政策参与做了坚实保证。
地方知名社会教育机构亦是理事会群体职业分布的重要地带。
从理事会成员组成看，历史悠久、办理效果明显的省立民众教育馆、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负责人纷纷在列，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馆长刘云谷、朱坚白，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馆长祁锡勇、刘绍桢，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馆长孙枋，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淮；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尚仲衣、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尹全智等人。
他们凭借省立社会教育机构的优势，大多“述而有作”
，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省立民众教育馆的运行模式，将实践升华为理论。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仅仅是为了分析取样的方便，将理事会群体职业分布状态采取线性分析，实际上，以李蒸、陈礼江、俞庆棠、雷沛鸿、刘季洪、陈剑修等为代表的社会教育家群体中核心人物，行走在“学术与行政之间”
，甚难清晰界定此疆彼界。
实际上，多身份、身份交叉几乎是理事会核心成员的“复调结构”
，而他们政教合作的共识延展到社会教育家整个群体，社会教育家群体的“政学两界”
之间的职业流动，为社会教育事业赢得更多的行政力支持作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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