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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学校去给教师以具体的直接指导。
以莫斯科省教师进修学院为例，对于教学指导员到学校去有明确的规定，“教学指导员下去时一般是先听课。
他们规定每一位教学指导员每个月至少要到学校去听20节课。
（全年听课不能少于200节。
）听课后要提出意见，指出改正缺点的办法。”
[15]
3.经验总结工作
这方面主要是发现有经验的教师，通过研究总结提升教师的经验，并且介绍推广。
[16]
果然，从加盟共和国的教师进修学院，到县（区）的教育研究室，都存在着专门的教学研究组织，且与中国的教研室在职能甚至工作内容上颇多相似之处，而教学指导员则更似乎是我们的教研员的别称。
有研究者考据，在那一时期，我国许多地区还聘请苏联专家来做报告，如山东省教育厅在1957年7月1日要求苏联专家纳乌莫夫在省教育厅和济南市教育行政干部会上作了《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报告，介绍了教研室的性质、任务、工作方式、工作经验等情况。
[17]
综上，我国“三级教研组织”
的产生直接受到“苏联经验”
的影响确凿无疑。
不过，仅仅用学习苏联经验来解释教研组织在中国的普遍存在，解释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与发展，解释其积累的丰富多样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二、十足的中国特色
谈到教研组织的历史，经常被提及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虽然教研系统的成熟完备和大显神威是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但它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年代。
支持这种说法的资料虽然不多却十分可靠。
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道：“追溯起来，在我国，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发挥教学研究对于编写教材、学科教学研究与指导和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组建各级教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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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言之有据。
1954年8月7日，教育部将北京市委所作的决定通报各地，其中提道：“过去我部对于提高教育质量注意不够，对改进教学缺乏明确的思想领导，对教师学习缺乏应有的指导……今后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稳步地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
通报还指出：“提高教育质量、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关键在于改进学校的教导工作、抓紧做好教学工作这一重要环节。”
至于具体措施，首先提到的是修订教学计划、修改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写教学指导书和教学参考资料，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领导要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同时指出：“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专门机构，管理教学研究与教学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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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由教育部通报全国的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中，主要措施包括4条，其中第4条提道：“市教育局应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指导工作，经常地、系统地检查和帮助学校改进教学。”
[20]在教育部的“通报”
中，以及北京市的“决定”
中，所说的专门机构自然就是后来的教研室，只是均未使用这个相应的名称。
1954年12月20日至31日，教育部召开中学教育工作汇报会，又一次提到了教研室的建设，在《关于教育工作汇报会的通报》中指出，“省（市）教育厅（局）和学校在提高中学教育质量方面，当前应抓住下述几个重要环节”
，其中第一条是：“加强教学工作的领导。
改进教学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今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将教学工作切实领导起来。
为了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领导，教育厅（局）除应加强视导工作，有计划地培养视导人员，建立视导机构和视导制度外，并应创造条件，设立或健全教学研究室，进行教学研究工作，以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具体指导。”
[21]此时，已经正式使用了教研室的名称，就目前看到的文献，这是教育部文件中最早使用教研室名称的记录。
对比前面的讨论可以发现，教育部两次提及教研室是在1954年，不仅早于凯洛夫《教育学》中出现有关教研组织内容的1956年，也早于教育部代表团在苏联考察教研室的1955年，当然，更早于该代表团系统介绍教研组织经验的报告集出版的1956年。
更为有趣的是，有研究者考据，我国最早的省级教研室上海教研室的建立早在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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