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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们的话说:“今天下校了,××中学,听他们初中化学组新教师的课”
“明天要下校,参加××校高中某年级语文备课组活动”
“这个会我不能参加,因为已经和××校说好要参加高二年级备课组活动”
“那个事情改个时间吧,我已经答应××校去评他们青年教师的展示课”
……这些都是教研员们经常的话语。
听课、评课之后,最为理想的是共同备课,即教研员与备课组教师一起研讨,生成新的教案。
不过,受到种种条件限制,共同备课活动未必都能如教师们所愿次次实现。
听课、评课活动的范围不一定,有时是教研员和任课教师一对一的单独交流。
不过因为机会难得,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学校会组织同年级同学科教师——也就是同一个备课组的教师一道参加,甚至范围更大,学科组所有成员即同一学科不同年级教师全部参加。
既然是教研员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一般各级教研室都会鼓励和督促教研员为之。
有时还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学期至少到多少个学校,听多少节课等。
例如北京市教研室曾经规定教研员每学期听课50节学期。
不过详细了解一下,全国各地教研室对于这样的规定并不特别“较真”
,许多教研员对于这样的问题的反应也很相似:“有规定啊,肯定有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是……”
。
开始我颇觉怪异,现在行行业业都讲究业绩考核,于教研员职业如此密切的工作标准怎么会大家都语焉不详?慢慢悟出点门道,便换个方式请教:“你们到学校听课评课的次数一般会超过规定呢,还是很难达到规定?”
果然,这下回答斩钉截铁:“当然是超过,几乎所有人每个学期都会超过规定,而且多得多。”
对此,很自然的想法便是:是不是规定本身过低了?就我的了解,切不可轻率做如此结论。
教研员的职责是多方面的,除了已经说过和将要说到的,还有许多富于“弹性”
的任务,如参加编写教科书,参加编写教辅,配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种种检查评估等。
满足规定的限度,将精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可说是无可非议。
而事实上,几年来与教研员们的接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听课评课活动在他们心目中地位不凡,绝大多数教研员表现出十足的敬业态度,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投入,尽可能地在繁忙的日程中安排好一次次到学校去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他们的职业定位及其价值取向决定的。
有时,省(直辖市)级教研室会与县(区)级教研室跨级合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以集中协作的方式展开听课评课活动。
以北京市为例,近几年来经常开展的“教学视导”
,就属此类。
所谓视导,顾名思义,含有“视察”
“巡视”
和“指导”
两层含义,在北京市范围内,教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机构当然是市教研室,由这一机构出面,与县(区)教研室协同行动,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视导”
,自然非比寻常,其具体形式,就是“听课评课”
。
北京尊为首都,但地域广阔,城区教育的发展便参差不齐,远郊县(区)则尤其为甚。
除了长期的规划、支持发展外,这种“教学视导”
主要在城区相对比较弱的区,以及各个郊县开展。
以下是2004年在两个郊县视导的基本情况。
通州区,2004年3月7—10日:
小学阶段,市区两级教研员先后到玉桥小学、宋庄中心小学、后南仓小学和东方小学教学视导。
分别听了小学数学、语文、英语、自然、社会、音乐、美术、体育、品德、劳动和信息技术等学科的77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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