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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似乎可以说，教辅的滥觞，教研室难脱干系，可是，如果让教研室承担滥编滥发教辅的全部责任，恐怕又会造成新一桩“冤假错案”
。
针对教辅市场的混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严格规范各级教研室编写教辅图书的行为。
以成都市某区为例，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全部免费。
与教科书配套的各种练习册、参考资料等，则由各区教研室负责编写和发行一套。
据了解，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代表性。
不过，即使现在基本只是“仅编一套”
，仍然有许多教研员们会以个人名义甚至匿名方式参与“编外”
教辅的编纂。
说到底，既然有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来编写，何况利润丰厚。
现在，教辅图书的最大获利者，早已不是教研室，甚至不是制度内的任何教育部门。
据称，一些民间公司在教辅图书的编写出版上的产业链相当完善，许多人藉此不仅脱贫致富，而且跻身千万甚至亿万富豪之列。
教研室退出教辅图书作者的行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似乎并不容易做出结论。
那么，教辅与学生负担又干系如何？一位教研员（LT，2010）如是说：
“教辅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习题、教学目标——按照教科书各章各单元的情况、学习指导——如思路指导，这个题怎么理解，这个知识点怎么理解，它跟别的知识点有什么区别。
教辅每年都需要修订，改动20%～30%的内容，依据主要是中考、高考学生对这些题目的使用情况。”
如果说是各种教辅增加了学生负担，可能不太准确，至少听听不同的声音。
“李豫是广渠门中学英语老师，一直关注学生负担过重问题。
目前虽已退休，但仍然给一些学生辅导功课。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个问题，之所以提了多年而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的原因从过去到现在似乎从未提过，那就是教材的内容日益加多、加深或是做一些不合理的变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很难理解的怪圈。
’李豫说，‘教材的编写者似乎认为，所有的孩子每隔几年智商就要提高百分之几十，可以学越来越多的东西。
’
李豫指出，教材内容增多、加深在英语科目体现最为明显。
‘以去年秋季开学刚开始进行高一新课改的英语科目为例，’李豫说，‘新教材高一英语上学期两册书共10单元，生词625个（包括重点词汇、短语及所谓只认识不掌握的）。
此前用的是一套，即2003年版高一上共一册12个单元，488个词语。
新教材比老教材相比词汇量增加137个，增加幅度达30%。
’”
“新教材不仅词汇量大幅增加，内容的难度和广度也增加不少。”
“李豫指出，教材中的内容难到学生甚至无法用中文完成，更谈不上用英文分组讨论了。
比如教材阅读理解中让学生完成小组讨论‘像琥珀屋或圆明园这样的失去的文化遗产是否值得重建？’”
“教材内容为何越编越难呢？一位从事过教材编写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每一次实行新教改，教材内容都要重新编写一遍，但教材的编写者并不是一线的教师，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教育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应当按照他们理解的‘教学大纲要求’去创新，于是教材内容是面目一新了，但却忽略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否能适应他们的创新。”
[6]
其实，教辅也罢，教科书也罢，都难以独自承担起加重学生负担这样的“罪名”
。
还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教育问题是无法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来考量的。
记得2007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美丽风光，便先遭遇了一道熟悉的风景线：满街的家教辅导、补习班广告扑面而来，书店里“汗牛充栋”
的教辅图书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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