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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学术自由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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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是一种积极价值，它对学者的研究工作、教育工作、知识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保护学术自由已经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校的共识。
但是，对学术自由的挑战依然无时不在，而且，这些挑战经常有相当充分的理据，甚至是以维护与学术自由具有同样重要性的积极价值为名。
学术自由似乎并不具有绝对价值。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学术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即使是第一修正案本身，也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原则，它也受到其他宪法原则的竞争。
研究美欧宪政体系的张千帆教授说：
我们可把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想象为公民的“盾”
，而把宪法允许的必要限制权力设想为政府的“矛”
。
因此，法院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公民的第一修正案之“盾”
究竟包含多大范围的言论自由、且这块盾牌究竟多么坚固，来抵御政府出于实际需要而控制或惩罚言论的“矛”
。
显然，世上既没有“物无不陷”
的矛，也不存在“物莫能陷”
的盾。
言论自由及其限制权力亦是如此。
“矛”
“盾”
交锋，何者取胜，必然取决于社会的法治传统以及实际需要。
[1]
在德国，尽管基本法明确了对科学、研究自由的保护，且无法律保留之规定，但是，人们通常还是认为，研究的自由仍适用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
（grusimmaeS），即受到来自其他基本权利或其他宪法价值（如国家生存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宪法体系上的限制”
（verfassuisken）。
当保证学术自由与保护他人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产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依据基本法的价值秩序标准，且保证宪法价值一致性，经由宪法的解释来解决。
在此紧张关系中，学术自由对于与其相冲突的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不能永远居于优先地位。
[2]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言论和行动的界限。
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围相当的广泛，而行为自由的范围要狭窄得多。
芭芭拉·弗利（BarbaraFoley）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英语助理教授，是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热情支持者。
尼加拉瓜反对派领导人阿道佛·卡莱罗（AdolphoCalero）要到西北大学演讲，弗利认为，这无异于一场纳粹的集会，而且，卡莱罗在这所大学发表言论的权利，并不比她自己阻止他发表言论的权利，更为优先。
在卡莱罗到达之前，弗利站在讲台上，声称要阻止这个集会。
卡莱罗到来时，她与其他人一起叫喊，使演讲无法进行。
另外一些人向卡莱罗洒红色**，集会被迫取消。
弗利的行为受到学校纪律委员会的调查。
委员会提出的惩罚是，对她给予正式的谴责，并将材料永久放入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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