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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所单纯的大学，而是全国所有教育管理机构、学校设施以及所有从事教育管理、教学的人员的总称。
“帝国大学”
有完整严格的组织结构，行使管理国家各类教育的职责。
当然，教育机构的自治权并没有完全被剥夺，帝国大学的评议会吸收了一些学者和教授，拿破仑甚至说，“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一定的学术研究自由，将会有助于各专业知识的快速发展”
[12]。
在一些方面，德国早期高等教育发展与法国的情况相反。
法国在12世纪已经出现了大学教育机构，而德国大学教育机构的出现迟至14世纪。
德国最早的大学，是1348年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和1365年建立的维也纳大学。
至于其中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德国政治上的分裂和经济上的落后。
德国最早的大学是由君主或教会创建的，有时君主就是大学的校长，他们对大学的控制很多。
1794年，普鲁士颁布法令宣布：“所有的学校和大学均属国家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为年轻一代提供有益的科学知识。
只有经过国家认可方可建立这类机构。”
同时指出：“一切教育机构必须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并随时准备接受国家的检查和视导。”
[13]但是，在20世纪之前，德国大学的自治范围是逐渐扩大的，而不像法国的巴黎大学，自治的范围越来越小。
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普鲁士急切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寻找到教育作为突破口。
1807—1808年，哲学家费希特发表一系列演讲，指出普鲁士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一套适当的教育体系，它应当为国家训练出亟须的领袖和能够自觉跟从他们前进的民众；它应当是国有化的体系，充满着复兴普鲁士的思想和观念；它应当是民主的，使每个儿童都能获得适当的教育。
[14]柏林大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这所大学是国有的，但是，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自治。
战争失败者的发奋图强带来的幸事是鼓励教育的自由，而胜利者的志得意满带来的不幸是抑制教育的自由。
普鲁士教育部长提醒政府，如果国家希望从新大学获得最大的利益，就不要要求它为政府的某些特殊需要和利益服务。
[15]在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都基本保持了自由主义的传统，结果是，19世纪的德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当时德国的大学，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英国传统大学一直都很好地保持了自治权利。
这与英国社会没有经历革命式变革有关，而以亚当·斯密（AdamSmith）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为代表的苏格兰经济自由主义，又加强了教育领域中传统的放任主义。
到19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中世纪传统大学都被改造或废除了，而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依然保留了它们的传统。
政府也希望高等教育为它的政治目标服务，它采用的方式不是改革传统大学，而是建立新型的大学。
但是，这些新型大学也有向传统大学趋同的趋势。
[16]
美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是17世纪建立的哈佛学院，这所学院是按照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但是，当时美国的社会条件不比英国，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
尽管许多学院是由教会建立的，而且受教会的操纵，但是，学院为了生存，必须与政府和社会保持良好的关系，以期得到资助。
实际上，美国早期学院几乎没有一所不接受它们所在殖民地政府的财政支援。
由于受到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的影响，这些学院也不像德、法的大学一样，崇尚理想主义。
欧洲传统的大学提倡独立、寂寞的生存方式，而美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即使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达特茅斯学院事件中，政府对私立学院控制的努力依然遇到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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