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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8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一份关于高等教育在经费、架构、管理、运作等方面的改革的白皮书，改革的目的是“把大学及学院的发展跟国民生产力及国债问题挂钩”
。
[3]
高等教育为了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使得高等教育更有效率；其次是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推动课程改革，重点发展那些与提高国家竞争力直接相关的课程，培养实用型人才。
1988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白皮书建议，“全面扩充高等教育系统，并且以那些与‘知识为本’及‘价值增多’的工业生产有关的学科，例如工程、电脑及资讯科学、商业研究及经济学、亚洲研究等作为优先选择”
。
[4]在美国，里根的报告出台后，文科以及关于环境、种族和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课程，开始丧失经费来源。
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省长说，大学课程里的人文科目应该统统砍掉，因为“它们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
。
[5]
一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是怎样服务于市场的，必须为提高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经济竞争力承担责任。
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保持洪堡和纽曼所倡导的，弗莱克斯纳和赫钦斯继承的传统，非功利，独立和远离于它所在的社会，不回应社会对它的具体的、个别的要求，而坚持其所谓“亘古不变的价值”
。
事实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完全摆脱市场设置的规则：实用的才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才有存在的理由。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权力不断受到侵蚀[6]，而跨国组织，例如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经济论坛、地区合作组织等，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国家不得不与这些组织分享权力，包括对教育的权力。
[7]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成立了一个大学—企业关系委员会，负责规划、协调、处理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企业联盟派生出美国企业高等教育论坛（BHEF）、加拿大高等教育论坛（CHELF），向政府和大学游说，让大学为经济全球化服务。
[8]世界银行多年来一直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全球性的改革议程，这一“改革议程”
的重要特性是“私有化、取消管制和市场化”
。
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的改革报告不无自信地声明了这些原则：
改革议程……将倾向于市场，而不是公有制或政府计划与控制。
决定高等教育市场方向的是市场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在几乎全世界的支配地位。
[9]
三、公共教育财政危机
高等教育是一种非常昂贵的事业，在高等教育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政府尚可以承担高等教育的大部分费用，在欧洲，“从19世纪开始，由国家提供公办大学的经费成为高等教育运行的一种主要模式”
[10]，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也大致如此。
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规模急剧扩大，而政府的公共财政支付能力的增长有限，单靠政府来负担高等教育的庞大开支已经不现实了。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在支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政府也不再竭尽全力了，较过去，高等教育得到的公共财政支持，相对减少了。
一个以芬兰、摩尔多瓦、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欧洲7国大学的企业家精神为主要研究内容的项目“欧洲大学的企业化——在知识型欧洲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EUEREK）揭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7国“对每个学生提供的公共基金逐年递减”
。
[11]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末，大学经费的90%来自政府，撒切尔政府上台之后，政府给大学的经费逐年减少，加上90年代以来大学招生人数激增，使得学生人均公共教育财政经费减少35%。
现在，政府拨款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降到60%，在一些大学，甚至仅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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