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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的明星意识在最初开始投拍电影时便显现出来。
在陈凯歌导演《荆轲刺秦王》的后期制作阶段，由于影片出现了资金困难，王中军便投入200万美元，和北大华亿一起成为该片大陆版权的所有者。
华谊兄弟的这个举动是考虑到以陈凯歌、巩俐、张丰毅等人的影响力可以使这部影片在发行中获得很多广告赞助和贴片广告收入，即借助明星影响力获得回报。
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时，华谊兄弟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共同投资1500万元人民币合作拍摄了国庆献礼片《我的1919》，获得了当年的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这部电影虽然没有赚钱，但是王中军却与陈道明、许晴、黄健中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些举措为其后来的明星路径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明星制的探索与成功是华谊兄弟高速发展期的一个标志。
华谊兄弟作为一个强大的影视集团，有着完备的子公司，其经纪公司先后签约了上百位艺人。
同时，华谊兄弟依托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培养和推出自己的明星，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赚钱的明星经纪公司之一。
这个明星经纪公司也和其制片、发行部门联合，利用明星效应，提供票房保证。
3.工作室制度
王中军曾在采访中说过，他在投资电影前并不懂得如何制作电影，但他知道管理与经营，更知道如何善用人才。
与冯小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就是一个证明。
冯小刚在华谊兄弟公司建立了工作室，在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信任和尊重，最终使得华谊兄弟连续多年刷新电影的票房纪录。
除冯小刚外，华谊公司还先后和许多知名导演合作，如张纪中、路学长、陆川等，并为他们建立了工作室。
这种工作室模式使华谊兄弟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走在了时代前列。
这种模式既充分保证了在创作中以导演为主导，使导演能够拥有较为固定的创作团队，比较自由地进行思考和制作。
同时，工作室纳入到华谊旗下，能得到更具市场眼光的专家把关，使投入拍摄的电影具备高票房元素，让导演在创作中获得充裕的资金、信任和市场实现的可能性，可谓一举多得。
（四）成熟期：与国际接轨
1.影片制作发行国际化
华谊的掌舵人王中军的留洋经历使得华谊兄弟在涉足电影之后有着强烈的国际化意识。
2001年的《大腕》让王中军开始筹划华谊兄弟的国际化之路。
在制作《大腕》之前，王中军研究了《卧虎藏龙》合作的得失。
当时《卧虎藏龙》中方合作者没有参与海外市场的发行和分成，影片全球票房达2.13亿美元，实际回报超过投资的10倍，但在中国市场表现一般，中方合作方因此亏了400多万元。
这样的教训让华谊兄弟有了警醒的例子。
《大腕》开始尝试中外合拍片由中方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方式。
这种方式改变以往合拍片里中方无权参与全球票房分账的被动情形，具有探索和先行者的意义。
华谊与哥伦比亚公司采取全球分账的合作方式在中国还是头一次。
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公司联合投拍《大腕》时，公司牢牢坚持中方占主导地位的原则。
由此哥伦比亚公司仅作为投资人，拍摄方案、细节都以华谊兄弟公司为主，影片的制作、价格、周期等基本都由中方决定，美方员工和助理等在拍摄期间归中方管理。
这部影片为华谊获得了较大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华谊从合作中学习到哥伦比亚公司全球现代制片及发行的手段、成熟的预算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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