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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把广义的教育过程分为“正式的教育”
(学校教育或直接的教导)与“偶然的教育”
(环境教育或间接教育)两个方面,认为“教育哲学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偶然的和有意的两种教育形式之间,保持恰当平衡的方法”
。
[6]杜威并不认为“教育”
与“学校教育”
是同义词,而肯定社会的其他部分也具有教育潜力,并认为两者各有利弊。
他的设想是,通过改革挖掘学校的潜力,使其同时担负起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双重任务。
杜威批评美国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儿童生活相脱离,造成教育中的巨大浪费。
他提出“教育即生活”
的主要目的,即在于试图消除上述“隔离”
状态,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是使学校社会化,因而他又提出“学校即社会”
的口号。
杜威强调,应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
学校必须呈现和简化现实的社会生活,其方法是提供过去由家庭负责的那些教育因素,把各种不同形式的主动作业如烹调、缝纫、木工等引进学校。
“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产物。”
[7]
(三)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或改造
杜威指出:“生长的理想归结为这样的观点,即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或改造。”
[8]并认为:“教育为实现其目的,必须从经验即始终是个人实际的生活经验出发。”
[9]但是,并非所有的经验都具有教育的价值。
“连续性”
和“交互作用”
是衡量一个经验是否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的两个标准。
所谓“连续性”
原则的意思是:经验作为一个活动过程,后面的结果揭露前面的结果的意义,形成一种倾向性或习惯,进而影响到后来的经验的性质。
同时,每一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到获得更多经验的客观条件。
比如,儿童在一种情境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成为有效地了解和处理后来情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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