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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甚至成为他们所能理解的，所能抵达的，唯一的深度模式。
而这样的认知方式，何其简单，何其片面。
在题材选择上，作家无疑有其权利。
这权利，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受到维护和尊重，不容侵犯。
在写什么上竭力探索，反对简化和限制，这是作家的责任所在，也是权利所在。
然而，认为作家的责任仅仅在于呈现现实，让作家仅仅是作为一个记录者而存在——很多时候却又不是无偏见的、忠实于生活的记录者，这也会构成对作家的使命和责任的简化。
事实上，除了再现现实世界，呈现参差多样的可能世界，作家还应该有自己的情怀、德性、伦理与实际承担。
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
这并不是要求作家给出适合于所有人的答案或解决方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而是起码将问题揭示出来，借此激起人们的伦理自觉与道德感受，让人们在各种冲突和矛盾中依然能保持对爱、尊严与希望等价值的渴求。
在深入到黑暗世界的内部时，伟大的作家，总是希望在黑暗的内部，或是在黑暗的尽头依然能发现光亮的存在。
未必是强光，很可能只是微光。
而光，不管是强光还是微光，光的有与无，是否具备发现光的能力、愿望与意志，很多时候也是作家境界高低的分界线。
真正好的作家，真正伟大的作家，总是既能写出恶的可怕，而又能让人对种种形式的恶有所警惕，不失对善的向往。
真正好的作家，真正伟大的作家，总是既能写出绝望的深，也能写出希望的坚韧，有其关于绝望与希望的辩证法。
他们既不会刻意简化现实的混沌，又始终有自己的伦理立场和人文情怀，具备真正面对复杂境遇的文学能力和思想能力。
我在这里之所以想继续谈谈这个问题，既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我所念兹在兹的，也和我最近在读或重读的书有关系。
其中一本，是李敬泽的《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在书中，李敬泽谈到这样一个观点：
读小说时，我们永远会对人物有一种期待，他将做什么？他将去往何处？他的身上有一种我们所不知的引而未发的可能性，他不驯服，他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活力。
这种活力就是人的“自由“，尽管我们知道人受着历史﹑现实﹑时代的重重规定和制约，但人不会成为必然性的奴隶，否则，就谈不上人的选择，谈不上心灵和梦想，谈不上真正的行动，就不会有真正的“故事“，不会有小说，甚至不会有生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但却是一个在我们的文学中反反复复地遭到漠视的道理，我们并不习惯见证人的自由，恰恰相反，我们乐于宣告人没有自由。
后者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显然省事儿得多，因为没有自由，人就可以把一切推给时代，就可以不承担对自我的责任，就不需要性格不需要想象力。
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而是出版于2004年。
书中的文章，则来自李敬泽十多年前在《南方周末》所写的“新作观止”
专栏——从2001年8月到2003年12月，以每月一期的形式刊登。
我这里引述的这一篇，题目叫《孙犁与肯定自由》，发表于2002年11月。
读这篇文章让我特别感慨：我在阅读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一些未经省思的认识装置，一些假想的必然性，其实早已存在，而且依然在制约着今天的文学写作，在禁锢着很多作家的头脑。
这种禁锢是全面的吗？也并不是。
在王小波、史铁生、迟子建、邓一光、李修文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有不一样的人文理想和写作实践。
关于他们，我在文章里多少已经谈过或将有专文进行讨论，这里不再重复或暂且不谈。
在青年作家中，也有人在自觉地突破这样的写作局限，比如蔡东。
在她的《星辰书》《我想要的一天》《月圆之夜》《木兰辞》等作品中，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她在克服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属于她个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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