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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现代人，是带有古典性的现代人。
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每个人身上都有自我、社会、人类性等多重属性，它们塑造了人之为人并赋予每一个个体以不同的面貌。
这些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有统一的、相互促进的时刻，也有彼此冲突的时刻。
而个人的自然权利、家庭责任、社会义务面临冲突时内心的挣扎，个人因自我认同、社会身份、家庭角色而导致的自我的紧张甚至是破碎，正是蔡东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
对于有意志的个体而言，他们经常会听到不同律令的召唤，比如责任的律令、义务的律令、自我实现的律令。
以《往生》中的康莲为例，她已经60岁了，这是应该享受晚年生活的年纪，也是需要人照顾的年纪，她却不得不照顾一个老年痴呆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
她的丈夫长年累月地在外奔波，小叔子一家对待老人则非常粗暴，也没有什么责任心，因此照顾老人所有的劳累，最终都落在了康莲身上。
康莲也有过抱怨，甚至有过恶念，最终却还是耐不住心软，扛起了照顾老人的这份重担。
康莲的这一选择，有被迫无奈的成分，也有自愿自觉的成分。
她是一位仁者，对公公有一份仁爱。
自身正在迈向衰老的过程中，面对比她更老的公公的处境，她也有同理之心。
康莲的困境是真实的，也是多重的。
对此，蔡东不回避，不简化，又在不知不觉间让读者感受到温情、爱与暖意。
《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同样是一篇从当下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出发，融合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小说，也同样写到带有古典性的现代人。
周素格的丈夫乔兰森原是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因突然发病而失去生活的能力。
原本智力过人、幽游于哲学世界的乔兰森患病后在精神与日常生活方面都全面退化，俨然回到孩童时期，在方方面面都得依赖周素格才能生存下去，才能活下去。
相应地，周素格似乎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母亲，角色是多重的，责任也是多重的，困难更是多重的。
小说从一开始就提示，周素格在筹划实行一个“海德格尔行动”
，留下悬念。
这个行动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周素格希望能独自去看一场演唱会而已。
听一次演唱会，这对很多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对周素格来说，却是一个分量颇重的愿望。
它就在那里，在心头，却始终无法触及，无从落实。
之所以把这个悬临却又迟迟未临的愿望命名为“海德格尔行动”
，与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林中路》有直接关系。
《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引用了《林中路》的题词：“林乃树林的古名。
林中有路。
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主要是借此暗示思想本身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有不同的进入思想之林的路径，并非只有形而上学这一条路；在周素格这里，则是借此追问生活本身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
她原本也有很多的路可以走，可以选择，丈夫突然被病患击中，却让“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
。
周素格所心心念念的行动，其实不过是从家庭责任的重负中稍稍脱身，有片刻属于私人的时间，借此喘喘气。
然而，周素格终究是放心不下丈夫一人在家，最终选择了带他一起去看演唱会，并在喧嚣中亲吻他。
对于周素格而言，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仍旧是在责任的重负当中，似乎她的“海德格尔行动”
失败了，事实却并非如此。
她最终的主动承担，既包含着对苦难的承认，也是情感的一次升华。
如果仅仅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周素格变得妻子不像妻子，而更像是母亲，这无疑是非常悲惨的事实。
在很多的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诸如此类的责任变成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承受者的人生就此丧失所有的价值与意义。
在周素格身上，事实却并非如此。
责任的重负自然是有的，然而，她还是一个有古典性的个体，有强韧的道德意志和责任意志，也包括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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