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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形势正在迅速地发展。
就在一天之前的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
两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
由于相信有杜鲁门的支持,所以宋子文和王世杰开始时的态度都十分坚决。
这些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之后,我在台北见到了王世杰。
他告诉我,他当时曾要求斯大林作出一个具体的保证,但斯大林却反问道:“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去打毛泽东吗?”
王世杰反驳说,他要求俄国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政治上或物质上的援助,这种援助都应提供给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
斯大林答应了。
但是,到了最后,宋子文却拒绝在由莫洛托夫起草的新协议上签字。
王世杰博士看到这件事已别无选择,便在虚线上签了字。
中国人允许苏联将大连港作为海军基地使用,同意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口,答应外蒙古的地位由公民投票决定(苏联人后来控制了这次投票),并且同意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
反过来,斯大林只作了一些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保证,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拖到这时,杜鲁门才作出了一个已为时过晚的决定。
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抢在苏联控制东北之前占领此地。
8月11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准备占领大连和朝鲜的汉城,“如果那时这两个港口还没有被苏联军队夺走”
。
然而,一周之后,这项命令便被取消了,因为苏联军队已抢先到达了大连,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
当中苏会谈仍在莫斯科进行时,日本内阁已提出投降。
接受投降是在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
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对中国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而另一场战争即将到来。
(1)见蔡桑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征服》(伦敦1966年版)第17~18页。
在这(转下页)个英译本中译者作了脚注:“这一材料来自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作者不能透露他的身份。”
蔡桑所写的这段事发生时,他本人并不在中国,但他在巴黎是国防部的副参谋长,他的材料来源于他手头上的法国情报。
从总的情况看,可以证实这些话的确是蒋介石的观点。
(2)战争期间,在诸如重庆、成都、昆明和桂林这样的大城市里,中国公司进口外国奢侈品的生意十分兴隆,大发战争横财的人把大把的钱花在瑞士手表、英国衣料和法国化妆品上。
人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途经汤军队驻守的地区辗转运来的。
汤恩伯还在河南种烟草,卖给内地的香烟制造商。
跑生意的人常常到上海和广东南端的广州湾购货,然后拿到重庆等地出售,以牟取暴力。
(3)高斯大使及其手下著名工作人员的信件后来收进了那一大本著名的“白皮书”
,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9年由国务院发表)中。
1945年时,其中的许多信件,连同大量保密的文件落到了纽约的亲共的月刊《美亚杂志》手里。
后来的《美亚杂志》案也是轰动一时的案子。
它的编辑菲利普·雅各布·贾菲还编辑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英译本,他当时在美国共产党办的学校里任教,即纽约的杰佛逊政治科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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