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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工夫茶从福建渐次向潮汕地区的传播，不仅依靠福建汀州、龙岩、漳州的商人，而且漂泊在韩江流域上的各色船妓，也是一股无法忽略的重要推手。
那时穿梭在韩江上的六篷船，究竟有多少呢？清代大埔人张对墀的《茶阳竹枝词》云：“三水三江合一河，沿河来去客船多。
盈盈无数疍家女，皓腕明妆照绿波。”
民国四年（1915）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十二》则说：“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其器具亦精绝，用长方瓷盘，盛壶一杯四。”
清代中期以降，随着汀州与潮汕商品交流的日益密切，随着潮汕地区经济水平的越来越高涨，工夫茶的传播与发展，从曾经的“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亦有之”
，到“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
，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
工夫茶的兴盛及其所用茶器愈渐精绝的背后，比拼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人们的强大消费能力。
清代雍正钟形八鹅杯，高3.8厘米，口径7.4厘米
1957年，潮州人翁辉东，在《潮州茶经》讲得很明确：“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安溪。”
综合上述内容，能够足以证明，潮汕工夫茶，主要是由康熙以降的福建汀州、漳州、龙岩商人以及程江、汀江、梅江、韩江上的各色船妓，在长期的闽、粤、赣之间的商业往来中，在商品经济的强力推动下，不断渗透、熏染、改进、完善起来的。
当工夫茶从武夷山开枝散叶传播而来时，闽、粤两地茶商的伺机介入，也是有所贡献的。
总之，工夫茶最终在潮汕地区发扬光大，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已经讲得很直白了。
首先，清代中期以后，福建汀州货物顺江而下，改由潮汕出口。
潮汕海货也大规模地进入汀州，潮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区位、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从此商业发达，潮民殷盛，物产亦饶，巨富商贾众多，其经济发展水平，能够足以匹配工夫茶崛起的耗费。
其次，当饮茶被文人雅士捧为风雅之举之后，大众便以饮茶相夸尚，且潮人历来喜尚风雅，举措高超，自然也会不甘平庸。
最后，在福建汀州、漳州、龙岩富商的高调引领下（雍正十二年，龙岩始从漳州分离出来，升格为龙岩州），在本地富商的推波助澜下，在高等级船妓的奢华示范下，多种力量的协同并举，使潮人开始变本加厉，“继则不惜重资，购买杯碟，已含玩弄古董性质。”
故翁辉东说：“唯我潮人，独善烹制，用茶良窳，争奢夺豪，酿成‘工夫茶’三字，驰骋于域中。”
其实，工夫茶自从在闵汶水的“花乳斋”
萌芽，在特别讲究水火烹制之外，就已经开始以古为雅，刻意追求茶器的精绝，这种奢靡与炫耀之风，一直贯穿于工夫茶发展的始终。
“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
茶之费，岁数千”
（乾隆二十七年的《龙溪县志》）。
“彼夸此竟，遂有斗茶之举。
有其癖者，不能自已。
甚有士子终岁课读，所入不足以供茶费”
（道光十二年《厦门志》）。
光绪年间，张心泰在《粤游小记》中也说：“潮郡尤尚工夫茶”
，“甚有酷嗜破产者”
。
上述三段记载可以证实，从康熙年间的漳州，道光年间的厦门，再到光绪年间的潮汕地区，为工夫茶所拖累者，为工夫茶所破产者，恐怕不在少数，也绝非仅限于记载中的寥寥几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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