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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
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
的。
[239]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
明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
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能讲得“座客倾耳”
[240]，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
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州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塘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吧。
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
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5种了。
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
[241]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都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
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
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
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唐宋以下，涌现出一批蒙学读物。
这类读物，一方面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
[242]的教材，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
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是较早的蒙学读物。
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现存本共2484字，621句，读来朗朗上口，流传甚广。
此后，有许多以“蒙求”
命名的蒙学读物问世，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在蒙学读物的发展中，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今存传统蒙学读物数量不小，其中北宋王令所编《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是三部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
《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于“十七史”
。
“十七史”
，是宋朝人对反映宋朝以前历代史事的正史的统称。
然而此书在取材上，实已超出“十七史”
的范围，还涉及《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等。
《十七史蒙求》的编写方法是：“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以资记诵，讨论。”
[243]这同李翰《蒙求》在编写方法上大致相似，全书共16卷，比李翰《蒙求》丰富多了。
所谓“参为对偶，联以音韵”
，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的故事，并使上下两句成对，便于阅读、记诵。
《十七史蒙求》所做的启蒙教育，并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它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观教育。
从全书来看，还多有关于历史观、伦理观、道德观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寓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著，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
它以三字韵文写成，明清学人不断有注释、增补，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重订三字经》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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