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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著记》190卷（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5篇等。
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的，还有《吴越春秋》12卷，赵晔撰，书今存10卷[144]；有《汉灵、献二帝纪》3卷（原注：“汉侍中刘芳撰，残缺。
梁有6卷”
）；有《汉皇德纪》30卷（原注：“汉有道征士侯瑾撰。
起光武，至冲帝”
）等。
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考证，两汉时还有秦人所撰《秦记》流传；清人钱大昕撰《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撰《补后汉书艺文志》等，对秦汉史著颇有罗列，虽嫌烦琐，且未尽合理，但钩稽排比之功不可没。
对于这些，不一一列举。
综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有皇朝史，有学术史，有风俗史，有历史评论，有起居注，等等。
此外，王符（约85—162）所著《潜夫论·志氏姓》篇和应劭所著《风俗通义·姓氏》篇[145]，开姓氏之学的先河。
更重要的是，桓谭（约公元前20—56）、王充（27—约97）、王符、仲长统（180—220）等唯物思想家相继而出，他们对“天人感应”
、谶纬神学的抨击，在秦汉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
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大约440年的大一统历史形势下，已经摆脱了先秦时代开始兴起时的幼稚面貌，变得雍容雅步了。
[1]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书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
[2]《毛诗正义·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3页。
[3]《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4]《荀子·非十二子》，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7页。
[5]有的研究者忽略这一点，而在“王者孰谓”
上反复辩诘，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大一统”
思想的价值，似为未妥。
参见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
[6]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220页。
[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0页。
[8]《吕氏春秋·不二》，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8页。
[9]《吕氏春秋·执一》，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页。
[10]《淮南子·原道训》，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1]以上均见《淮南子·要略》，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0、711页。
[12]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说法不一。
一说，其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
[1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73页。
[14]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15]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玉杯》，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页。
[16]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顺命》，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3页。
[17]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四十一《为人者天》，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9页。
[18]《汉书·淮南王安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按：《内篇》即《内书》21篇，亦即后人所称《淮南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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