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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诸侯之强盛，末大不掉之咎欤？”
这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
秦朝废“封建”
，设郡县，“此其所以为是也”
；但“不数载而天下大坏”
，是因为它“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
的缘故，此所谓“咎有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或者叫作“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
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
，可见“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
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
，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
他反复论证：在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是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
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
他对分封制和郡县制得失的分析，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看，都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
他反复强调“封建”
的出现是“生人”
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同样，自秦以下，废分封而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
，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
的意愿。
这些论述不仅在历史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从中唐社会藩镇林立的局面来看，它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为唐宪宗等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藩镇势力进行斗争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理论的根据。
历史证明：自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逮至柳宗元的时代，上下千余年，关于分封与郡县在政治实践中的反复和理论上得失优劣的争论，出现过多次。
仅唐代而言，贞观五年（631）就出现这样的反复和争论，由于多数大臣不主“封建”
，事遂未行。
[216]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迅速发展，逐渐形成“末大不掉”
之势，成为中唐严重的政治问题。
有识之士，无不关注于此。
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能不受到前人的启发，但由于他对历史的洞察和对政治的识见，都有过人之处，所以他的论证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封建论》真正是作者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闳于其中而肆于其外的杰作。
宋人苏轼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植、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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