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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
其志，以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比较重要。
《食货志》写出了对赋役、田租的整顿，《刑法志》写出了刑法的紊乱和整饬，《选举志》记载了五代“审官取士之方”
，《职官志》记载了五代之命官及其“厘革升降”
的情况，《郡县志》反映了这个时期地理建置的变迁而以后唐最详。
《旧五代史》以五代为正统，故在撰述思想上以“十国”
为世家、载记、僭伪看待，这对当时的史家来说，是很自然的。
但它多少记述了“十国”
史事，反映了作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尚有一个全局处置的观念。
它对少数民族史事的记载特详于契丹，这是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使然。
薛居正等人反映在《旧五代史》中的历史思想是苍白的和矛盾的。
于诸本纪后论，反复称说“天命”
和历史比喻的失当，是其苍白的方面。
纪、传史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虽不无精当之笔，但大多陷于自相矛盾而难得提出深刻的历史见解。
这一方面和撰者多出身于五代仕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成书过速，未及做深入思考所致。
北宋中期，欧阳修以一人之力撰成《五代史记》74卷，此即后人所谓《新五代史》。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进士出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以18年工夫撰写此书，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基本完稿，而此后仍有不断修改。
死后，其书乃行于世。
时上距《旧五代史》成书，已近百年。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着意于表达自己的撰述思想。
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五代纪传”
时说：“铨次去取，须有义例；论议褒贬，此岂易当？”
[56]其书重在“义例”
和“褒贬”
，这也是时人的评论。
陈师锡《五代史记序》批评以往的五代史著作“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
；认为，“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
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
。
这里说的“褒贬义例，仰师《春秋》”
，正是欧阳修的撰述主旨。
《新五代史》之师法《春秋》，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以五代为乱世而比于春秋时期，故“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
，“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
，“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
，“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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