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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面是以史法明道义，以正乱世之非，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是贯彻“道学”
的要求。
故作者于《新五代史》卷九后论中，不惮其烦地解释“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
这句话，并两次引用礼书以证其说。
《新五代史》独创《家人传》，意在揭示“亲疏嫡庶乱矣”
[58]。
欧阳修论评价五代时期的历史人物说：“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为五代无全臣。
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
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
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
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
[59]孔子修《春秋》，其属辞，有一定的例，但孔子是否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而这里，欧阳修是真正要在历史撰述上寓褒贬于一字之中了。
所有这些，在历史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对于史学的影响。
《新五代史》在撰述形式上，改变了《旧五代史》以各朝君臣纪传相次的体例，而采用李延寿《南史》、《北史》的体例，通叙五代之史，按历朝之本纪（12卷）、家人传（8卷）、大臣传（11卷）、类传（7卷）、杂传（19卷）编次；还有《司天考》（2卷）、《职方考》（1卷），记天文与方镇军名；世家（10卷）及年谱（1卷），记“十国”
史事；四夷附录（3卷），记少数民族。
《新五代史》晚出，故吸收了一些新见的资料，取材范围较宽；它又成于一人之手，经过多年推敲、锤炼，故体例严谨，史笔凝练。
这两点是它的长处。
但其伤于过简，叙事难得丰赡，从而削弱了史书应有的分量。
这是它不如《旧五代史》的地方。
《新五代史》的史论，除了有师法《春秋》，重在褒贬的一面，也还有反映出作者深刻的历史见解的一面。
如《唐本纪·明宗》后论引康澄上疏言时事之言：“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
欧阳修接着说：“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
这表明他不仅对康澄之言而且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唐本纪·废帝》后论说：“君臣之际，可谓难哉！
盖明者虑于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将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则虽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
这是道出了诤谏与纳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普遍性。
他论“十国”
的成败得失时指出：“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
[60]他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
[61]这些看法，都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
在《旧五代史》的苍白的史论衬托下，《新五代史》的许多史论都显得光彩夺目。
两宋时期，《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并行于世。
至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则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
[62]。
今天看来，二史各有长短，实未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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