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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
质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
不相习，而寻玩稍进，自感一种调和之美。
此种文体之确立，则罗什与其门下诸彦实尸其功。
若专从文学方面校量，则后此译家，亦竟未有能过什门者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则组织的解剖的文体之出现也。
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其著名之诸大经论，恒经数家或十数家之科判，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道安言诸经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
此为言科判者之始，以后日趋细密）。
推原斯学何以发达？良由诸经论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著述，我国学者，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故条理愈剖而愈精。
此种著述法，其影响于学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
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
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
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
而此为著述进化一显著之阶段，则又可断言也。
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
盖释尊只有说法，并无著书，其说法又皆用“苏漫多”
，弟子后学汲其流，即皆以喻俗之辩才为尚。
入我国后，翻译经典，虽力谢雕饰，然犹未敢径废雅言。
禅宗之教，既以大刀阔斧，抉破尘藩；即其现于文字者，亦以极大胆的态度，掉臂游行；故纯粹的“语体文”
完全成立，然其动机实导自翻译，试读什译《维摩诘》等编，最足参此间消息也。
第三，文学的情趣之发展
吾为说于此，曰：“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闻者必以为诞，虽然，吾盖确信之。
吾征诸印度文学进展之迹而有以明其然也。
夫我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此尽人所能知矣！
须知大乘在印度本为晚出，其所以能盛行者，固由教义顺应时势以开拓，而借助于文学之力者亦甚多。
大乘首创，共推马鸣。
读什译《马鸣菩萨传》，则知彼实一大文学家、大音乐家，其弘法事业恒借此为利器。
试细检藏中马鸣著述，其《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
其《大乘庄严论》，则真是“儒林外史式”
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拙著《佛典解题》，于此二书别有考证批评）。
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其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一段吾知必为时流谈佛者所大骇怪，但吾并不主张“大乘非佛说”
，不过承认大乘经典晚出耳。
其详见拙著《中国佛教史》）。
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
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
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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