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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它的来源说，是人类的亿万次实践活动的产物；就它的遗传说，总是处于遗传与变异的过程之中。
在这两重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同意康德的“先验论”
，因为康德把人的先于经验的理论思维能力，既说成是纯粹先天的（不懂得它的实践来源），又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否定它的变异性）。
理论思维的遗传性的获得和获得性的遗传，虽然具有生物的或文化的不同的内容与形式，但二者并不能相互取代。
人类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理论思维能力的遗传，并未被人类文化的历史性继承所取代，人类的遗传永远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同时，人类文化的历史性延续与更新，又构成理论思维的时代性的特征，并使每个时代的个体在历史文化的占有中达到自己时代的理论思维。
（六）历史地延伸着的“交错点”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历史的展开过程，是一个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展开过程。
实践活动作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自然的世界与属人的世界、人的自然性与人的自为性、人们创造历史与历史发展规律、人的生物遗传与人的文化遗传的“交错点”
，它并不是静止的、凝固的“点”
，而是聚集在这个“交错点”
上的全部矛盾的历史展开过程。
在实践活动的延伸着的“交错点”
上，自然界亿万次地确证自己对人及其思维的先在性和本原性，人及其思维又同时确证自己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超越性。
从这个“交错点”
上去理解思维和存在、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扬弃了传统哲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抽象对立，而把这个根本问题诉诸人类的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
在实践活动的延伸着的“交错点”
上，无论是它的目的性要求还是它的直接现实性活动，无论是它内含着的人的尺度还是它把握着的物的尺度，无论是它作为对象化活动的过程还是它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都显示出一种最根本性的特征——历史的规定性。
从这个最根本性的特征去理解实践活动所蕴含的诸种矛盾关系，就要求把人及其历史的辩证法融注到对所有这些矛盾关系的理解之中，真正地以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去回答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
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的逻辑就具有了世界观的普遍意义。
思维作为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世界的发展过程，思维范畴就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梯级和支撑点，而“逻辑”
则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
[56]。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质上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
[57]，使自己成为一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
[58]。
列宁又具体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59]，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心理学、语言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这些就是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形成的知识领域”
[60]。
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去总结人类认识史，把握人类思维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世界图景的扩展和深化、人类的范畴之网的改变和更新、人类的思维方式的进化和革命，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前提批判就具有了“巨大的历史感”
和彻底的“批判的”
、“革命的”
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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