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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君无疑矣。”
[97]
在秦孝公面前的这场辩论，双方都讲出了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从而也表明了各自的历史观念。
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坚持“不易民而教”
、“不变法而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
在他们看来，古今是没有变化的，一切都按旧章去做。
力主变法的商鞅则明确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
这是他从夏、殷、文、武直至“五霸”
的历史中得到的认识，即古今是在不断变化的。
因此，他认为“礼法以时而定”
，“制令各顺其宜”
，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这一场辩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从历史观念来看，它表明自春秋时期以来人们关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的历史变化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成为人们观察现实、变革社会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
而它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是推动了各国尤其是秦国的变法及其统一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主张实行改革、变法、维新，究其思想渊源，都与古今变化的历史观念有密切的联系。
王安石变法，康、梁变法等，都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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