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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父子是把“绍明世”
、“继《春秋》”
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
如此看来，“继《春秋》”
确乎是神圣的事业。
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强烈。
“小子何敢让焉”
，显示了他当仁不让的勇气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司马迁的这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促使他创造出伟大的成果，写出了《史记》这部巨著。
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14]。
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的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
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
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也是指“史家”
说的。
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的突出地位，司马迁要改变这种传统，使历史撰述也能成为一“家”
。
“成一家之言”
的庄严目标的提出，反映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产生时所达到的高远的境界，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意识的发展经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朝而出现了《史通》，经历唐、五代至两宋而出现了史学批评的繁荣。
经历元、明至清前期，古代史学经过总结与嬗变而出现了《文史通义》。
经历清后期的社会变动和史学分化，至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和章太炎的《訄书》，以及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
史学意识在2000年中有丰富的积累，并不断走向更高的层次，逐步达到对于史学的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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