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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事说实”
和“事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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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彪、班固父子从自己的历史见解出发，对《史记》都有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对司马迁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谨态度则给予充分的肯定。
班彪论司马迁说：“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61]班固则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62]这个评论不仅对《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诚然，“实录”
是以“事实”
为前提的。
严肃的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前提，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中晚唐时期，史家之重视事实的自觉性日渐强烈。
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表明：“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
他把“纪事实”
放在撰述的第一位。
曾经担任过皇家史馆修撰的思想家李翱写过一篇《百官行状奏》，指出人们写作行状应当“指事说实”
，以存信史。
他尖锐地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
，以致“善恶混然不明”
，以此入史，则“荒秽简册，不可取信”
。
他强调说，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63]。
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以下。
“国史”
中的列传，往往多据行状而作；行状失实，则“国史”
难以取信。
李翱提出的批评和“指事说实”
的命题，在历史撰述的实践上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是有价值的。
政治家、史学家李德裕还就修史体例奏准皇帝，提出“实录”
（按指“国史”
的主要依据）中多载“禁中之语”
和大臣“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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