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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不妥。
认为：“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
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
至于大臣“密疏”
，“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
。
建议今后撰写实录，“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
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
[64]这里讲的言论“须众所闻见”
，章奏“须朝廷共知”
，是强调了史家撰史所据此类史料的公开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历史撰述中“事多纰缪”
的弊病。
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在行状和实录备受重视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擿举”
《新唐书》“谬误”
400余条，“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
，分为“以无为有”
、“似实而虚”
、“书事失实”
、“事有可疑”
等20门。
旨在证明《新唐书》“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
，论证“为史之意”
首先在于“事得其实”
。
诚然，《新唐书纠谬》所“纠”
之“谬”
，颇有不当，钱大昕已有辨析[65]。
但吴缜认为“事得其实”
是作史的基本要求的史学批评思想，无疑是对的。
史注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方面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
另一方面又着眼于事实而为其作注，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辩其失[66]。
这种以事实作为注史要旨的传统，后来由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考异》发展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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