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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是“无穷之道”
、父子是“不易之体”
，所以“名教”
是崇高而不变的[22]。
袁宏的《后汉纪》，是把“名教”
观念贯彻到历史撰述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唐宋史家撰史，有的还囿于“名教”
观念的影响。
盛唐萧颖士认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
，而《史记》“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
他“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
[23]。
北宋欧阳修独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又主持《新唐书》的撰写，都贯彻了《春秋》褒贬之例。
叶适批评欧阳修用《春秋》法撰唐、五代史事，“于纪则有掩郁不详之患，于传则有掠美偏恶之失，长空言之骄肆，而实事不足以劝惩，学者未当遵也”
[24]。
《新唐书》处处欲示褒贬，以致“义例繁曲”
，于客观历史未必恰当，“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
[25]。
历史撰述中的这种倾向，限制了史家的成就，也不利于史学的发展。
而这种力图恢复《春秋》褒贬之义的做法，正是“名教”
观念在史学上反映的一种形式。
明清时期，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名教”
观念受到了挑战。
李贽、王夫之等人的历史观念和社会思想显示出跟“名教”
观念相抵触的倾向。
“名教”
观念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在史学上的反映对于说明一定历史时期的史学的特点也是有意义的。
但总的来看，“名教”
观念不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还是对于史学批评来说，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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