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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完全理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的道理，但是作为严肃的史学批评家，仅有“人皆有之”
的“是非之心”
是不够的，而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章学诚进而认为：
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泉，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
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这段话，是具体讲到了“古人之世”
和“古人之身处”
了。
章学诚甚至认为，“诸贤易地而皆然”
。
这一句话，道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处于特定位置的史家之历史撰述产生影响的规律性认识。
章学诚把他的这种见解概括为“论古必恕”
，“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
。
这跟马端临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钱大昕说的度古人之“时势”
、察古人之“苦心”
，以及赵翼对不同史学“所值之时不同”
的分析等，是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方法论的不同表述形式。
这些理论上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之所以值得总结和称道，一是十分注重评论对象“所值之时”
，即其所处的“时势”
，或谓之“古人之世”
。
二是注意到即使是处在同一“时势”
即“所值之时”
相同的人，其各人之“身处”
亦不尽相同。
章学诚说：“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
[43]这是反复论说了“知古人之身处”
的重要。
他说的在史学批评（不限于史学批评）中，要避免“妄论”
和“遽论”
，可谓至理名言。
从一般的理论原则上，或者以某种理论、主张同具体的历史撰述相合，对史学作比较广泛的评论，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这些批评是针对史家提出来的，姑且把它们称为史家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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