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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批评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史家素养、史家职责、史家成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
关于史家素养，魏晋以前已有一些人提出不少论断。
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是分别讲到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的创制、文辞的运用和直书的精神。
《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
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博闻强识”
，出自《礼记·曲礼上》；“疏通知远”
，出于《礼记·经解》。
《隋书》作者援引这两句话，其意主要是用来说明史家在学识上的素养所应当达到的要求。
所谓“前言往行”
、“天文地理”
、“人事之纪”
，主要是从知识领域说的；所谓识、察、达，主要是就器局说的。
也可以说，“博闻强识”
是指知识上的素养，“疏通知远”
是指见识上的素养：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在《隋书》之后四五十年，刘知幾提出了“史才须有三长”
，即史才、史学、史识的论点，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家素养的全面认识，确立了史家批评论的基本范畴。
千年以后，章学诚以“史德”
论补充“三长”
说，构成了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四大范畴，总结了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成果。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
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人们对史家的职责也不断有了比较广泛的认识和要求。
大抵说来，这种认识和要求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
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章学诚在评论浙东之学时也指出：“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44]从这些评论来看，中国古代史家的经世之旨，当源于孔子作《春秋》。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眼的。
他们把《史记》看作“实录”
，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
自孔子以下，人们多称道董狐、南史书法不隐的精神和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可惜他们没有专书传世。
刘向、扬雄等对《史记》的评价，当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此后，关于对史家这两个方面的职责的评论，代有所出，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评论深入的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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