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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质成为“打倒礼教”
，就是“反封建”
也就是“个人主义”
这个标准，“通俗”
和“自然”
也让步给那“欧化”
的新尺度；这“欧化”
的尺度后来并且也成了标准。
用欧化的语言表现个人主义，顺带着人道主义，是这时期知识阶级向着现代化的路。
“五卅”
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
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
抗战起来了，“抗战”
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
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
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
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
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
的尺度，“自然”
又调剂着“欧化”
，这样与“民主”
配合起来。
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
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
受教育的越来越多，这条路上的人也将越来越多，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
的尺度向前迈进的。
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
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
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
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
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
的尺度。
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
《大公报》，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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